东南周末讲坛第743期邀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祖荣，以“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韩愈诗文中的思想世界和情感世界”为题，通过精读韩愈经典作品，剖析其古文创作与儒家精神之间的深刻联结，并体察诗中深藏的不屈与温情，聆听一位伟大灵魂在困境中的回响。

 

　　一、时代、家世与使命：思想与情感的源起

　　韩愈出生于中唐动荡的时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整个社会陷入深重危机。与此同时，佛道盛行，儒家思想日渐式微，价值观的混乱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韩愈的个人经历更显坎坷。他三岁丧父，由兄嫂抚养。后又经历兄长早逝，随嫂嫂郑氏迁往江南宣州，依靠微薄的田产艰难度日。这段孤苦的早年经历，不仅没有将他击垮，反而塑造了他敏感而重情的内心，也铸就了他散文中那种孤直而倔强的气质。

　　尽管家境贫寒，韩愈却展现出惊人的文学天赋。他七岁能文，刻苦攻读儒家经典，自觉继承孔孟思想，广泛涉猎百家之学。在佛道盛行的时代风气中，他立下宏愿：既要重振儒家道统，更要革新浮华文风。这份使命感，源自他对时代困境的深刻体察，也来自他对个人命运的顽强抗争。家世的飘零与时代的动荡，共同熔铸了韩愈独特的精神世界，为他后来创作《师说》《论佛骨表》等不朽篇章奠定了深厚基础。

 

韩愈像

 

　　二、 人生的行旅：生平际遇在诗文中的烙印

　　（一）科举与困守：长安十年的失意书写

　　韩愈十九岁赴长安应试，经历“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的坎坷。他曾以“作书献云阙，辞家逐秋蓬”自喻雄心，却屡遭挫败，经济拮据，生活一度极为困顿，依靠友人资助才得以维持。他笔下“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的诗句，正是其第一次礼部考试失败后所作，是他当时彷徨无助心境的真实写照。

　　这一时期其诗作多抒写羁旅飘零之痛，如《落叶送陈羽》中以“断蓬无复归”自况身世；他又在《与崔群书》中描述自己未老先衰：“左车第二牙，无故动摇脱去”“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其身心交瘁之状跃然纸上。

　　（二）为师与谏官：道义担当的双重使命

　　历经辗转，韩愈终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在此期间，韩愈生活困顿，家族负担沉重，未至中年却已显早衰之态，曾在《落齿》诗中自嘲“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恃”。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针对当时太学中存在的“侮老慢贤、利口斗讼”之风，以及学子为科举利禄所驱、忽视道业传承的现象，撰写了《师说》一文。

　　他开宗明义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强调“受业”乃学生承继古人之业，确立以“学生求师”为核心的论述视角。他借多重对比，批判“师道之不传”的现状，力主“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打破贵贱长幼之别。这篇文章不仅是批判士大夫“耻学于师”的风气，更彰显了寒门学子以道统自尊、对抗门阀权势的精神立场，呼吁重建以“道”为纽带的师道传统。

　　此后，韩愈升任监察御史，适逢关中大旱，灾情严峻，韩愈毅然上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直言批评苛政，却因此被贬阳山。在贬所他仍致力民生，施政惠民，乃至“百姓多取韩为名”，体现出儒者“兼济天下”的实践品格。　

 

　　（三）征藩与谏佛：忠国卫道的激烈抗争

　　元和年间，韩愈积极支持平定淮西之乱，并撰《平淮西碑》突显唐宪宗与宰相裴度的决策之功。虽碑文因政治争议遭磨改，但其文终以“吏部文章日月光”（苏轼语）为后世所重，成就远胜重撰之碑。

　　元和十四年（819年），面对宪宗迎佛骨之举，韩愈毅然上《论佛骨表》，斥佛教为“夷狄之法”，指出崇佛往往导致“政衰寿夭”，并强烈批评社会上的狂热信佛行为，主张“投诸水火，永绝根本”。表中言辞激切，透出对君王身体的忧虑与对华夏文化的捍卫，却因此触怒宪宗，遭贬潮州。

　　贬谪途中他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以“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自明心迹，又以“好收吾骨瘴江边”道尽英雄失路之悲，展现出儒者在困境中依然坚守道义的悲壮情怀。

　　

　　（四）潮州与晚年：仁政与勇毅的终章

　　即便被贬至蛮荒瘴疠的潮州，韩愈仍致力民生：驱鳄鱼、释奴隶、兴教育，实践其“仁政”理念。苏轼后来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高度称许其教化之功。

　　晚年他受命前去宣抚镇州叛军，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最终以言辞智勇平息兵乱，成就“勇夺三军之帅”的佳话，直至57岁病逝于长安。

　　三、诗文的双璧：思想的锋芒与情感的温度

　　（一）诗的疆域：奇崛险怪中的生命叩问

　　正是这些坎坷而丰富的人生经历，全部融入了韩愈的笔端，铸就了他诗文那独一无二的精神风貌。韩愈的诗歌，是他在盛唐高峰后开辟的新径。他广泛汲取前人养分，尊李杜而重气格，复汉魏而求古意，更与孟郊唱和，共铸“奇崛险怪”之风。其诗“以文为诗”，将散文的章法、句法与议论融入诗歌，如《山石》以游记笔法绘山寺夜景，于寻常景物中寄寓超然之思；《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末句“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以直白议论收束全篇，苍凉沉痛。更独特的是他对身体的书写——齿发摇落、病痛忧惧皆可入诗，形成一种“痛感审美”，既是对生命脆弱的沉思，亦是对外界感知的极致放大。

 

　　（二）文的革新：载道之器与鸣不平之声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旗帜，韩愈的散文是其“文以明道”思想的实践。他崇儒道、排佛老，构建从尧舜至孟子的“道统”，并认为作家的道德修养与精神气质决定了文辞的力度与气象，提出“不平则鸣”的创作原则：作家对时代与生活的感受愈是强烈，其文章便愈能迸发出高昂勇猛的力量。其论说文如《师说》《论佛骨表》，逻辑严密、气势磅礴，有孟子雄辩之风；叙事文如《张中丞传后叙》，则以小说笔法刻绘英雄，凛然之气跃然纸上；至若《祭十二郎文》，更以散体写尽悼亡之痛，被誉为“千古绝唱”。

　　（三）双璧同辉：语言的力量与精神的回响

　　韩愈不仅是思想的巨匠，更是语言的巨匠。他“陈言务去”，自铸新词，创造出大量沿用至今的成语；其句法骈散交融、灵活多变，既具险崛之势，亦具流畅之美。他的文字，既有载道之重，亦有抒情之深；既见理性之锋，亦显生命之温。正是在这思想与情感的交融中，韩愈的诗文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成为士人精神的灯塔，照亮了中唐以后的文学道路，真正践行了“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的崇高理想。

 

　　四、 不朽的丰碑：思想、情感与文章的完美合一

　　（一）重振儒家道统的思想自觉

　　面对中唐佛老盛行的风气，韩愈以“道济天下之溺”的使命感构建并捍卫儒学正统。他的《师说》与《原道》等著作，不仅是理论建构，更是匡正时弊、重塑价值的行动纲领，体现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性担当。

　　（二）身处困境不改其志的情感温度

　　韩愈的诗文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思想的锋芒，更在于其间流淌的真挚情感。这种温度，一方面源于其对个人境遇的真诚书写：从早年科场失意时“断蓬无归”的飘零感叹，到晚年贬谪路上“好收吾骨”的悲怆心声，他从不掩饰生命的创痛与焦虑。另一方面，则升华于其深沉的道义情怀：谏迎佛骨时的忧国忧民，祭奠侄儿时的切肤之痛，以及兴学潮州时的济世之爱。正是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天下相连的赤诚，让他的文章超越单纯的载道功能，焕发出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

　　（三）文以载道臻于完美的艺术典范

　　千年之下，韩愈那种“不平则鸣”的勇气、“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以及身处逆境仍不改其志的乐观，依然能给我们深刻的启迪。当我们面对困境、感到迷茫时，或许可以从他磅礴的文字中，汲取一份穿越时空的力量。凭借“文起八代之衰”的雄健笔力，韩愈将文体革新与儒道复兴完美结合。其文气势恢宏而逻辑严密，其诗奇崛险怪亦不乏深情，真正实现了思想、情感与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韩愈以一生的实践，将文章升华为承载道义、抒发情怀的生命结晶。他最终成就的，是一座融思想锋芒、情感温度与文学之美于一体的不朽丰碑，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文人与士大夫的终极理想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