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江苏全省GDP达到10.28万亿元，同比增长5.4%，与广东省的GDP差距已收窄至1757.6亿元，较2024年同期的1916.2亿元差距进一步收窄。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粤苏两个经济大省的不同发展态势。
　　具体来看，广东长期面对着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发展落差明显的结构性难题；而江苏的经济增长既延续了“苏南领跑总量”的传统格局，也呈现出“苏北冲刺增速”的新增亮点，逐步形成更为均衡的省域发展态势——苏州、南京、无锡持续引领，南通向万亿俱乐部冲刺，常州、徐州、盐城等城市增速位居前列。“区域协调发展”如何从理念转化为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江苏的实践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观察窗口。
　　在此背景下，2025年12月17日，IPP与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联合举行“江苏现代化经验分享与广东对比”研讨会。研讨会邀请多位学者及研究人员，围绕江苏省差异化发展及其背后的产业、制度与治理逻辑展开讨论，并深入探讨广东省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路径与可能方向。“IPP评论”特将本次研讨会的观点精华进行整理，以供各位读者参考。
　　 
　　对话人
　　杨丽君：IPP研究员、教授
　　姜涵：GIG研究员
　　易达：GIG研究员
　　蒋余浩：IPP研究员、教授
　　 
　　杨丽君：我主要想从五个方面谈一些本次调研的直观感受：第一是企业，第二是科技机构，第三是社区治理，第四是农村建设，第五是城市综合治理。
　　在企业方面，有几家调研单位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一是徐州的徐工集团，二是镇江的中船动力，三是无锡的半导体企业华润微电子。从表面上看，这三家企业分属不同产业，但深入观察后可以发现，它们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即如何克服芯片、高端电子产品等领域的“卡脖子”问题。
　　——徐工集团在起重吊机领域已经做到国内领先，近年来也在持续推进自动化和产业升级。目前，徐工正在努力攻关吊车无人驾驶的复杂吊装环节，其中对自动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提出了极高要求。而这一核心环节已经指向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
　　——中船动力是一家以发动机制造为主的企业，产业成熟度和国产化率都很高。但当我进一步询问“核心技术是否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对方也坦言，该厂正在花大力气克服对进口技术的依赖。
　　——华润微电子的情况也较为类似。作为一家半导体企业，他们在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特别是疫情期间的技术追赶速度明显加快，自身进步也非常显著。尽管在最核心、最前沿的高端技术上仍然需要通过第三方渠道购买，但大量的投入有助于加快攻关，实现技术替代。
　　综合这三家企业的情况，我最大的感触是：未来无论在哪个产业领域展开竞争，最终都会回到人工智能和芯片等核心技术上。这也是中美竞争之所以如此激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和新能源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产业升级迭代的关键所在，已经波及到所有传统制造业领域，我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是否在制造业领域保持优势，关键在于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技术。
　　最近日本首相主持的内阁会议通过了第一份《AI基本计划》，目标是把日本打造成“全球最便于开发和利用AI的国家”。具体做法是：发挥日本在精密机械和数据质量上的传统优势，重点在产业领域和生活应用领域在AI领域发力。可以想见，不仅通用AI（比如OpenAI），产业领域的智能化竞争也将会越发激烈。
　　接下来是科技机构。在技术竞争中，人才问题尤为关键。在调研的讨论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才如何培养、如何吸引？一方面，这需要我们加大本土培养的力度；另一方面，这也涉及到高端人才回流的问题。调研中有人提出，一些科学家在回国问题上仍然心存顾虑，那么是否可以借助香港作为人才回流和吸纳的中转平台或缓冲基地？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
　　除了“人”的问题，另一个引发我深入思考的是：技术竞争中，资源应如何更有效地投入？
　　这一点，来自我们参观镇江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的直观体验。该研究院由镇江国家高新区与黑龙江省科学院共同建设，其首席专家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他同时担任国内某行业学会的会长，能够凭借其个人资源和学术网络跨区域调动科研力量。这个平台本质上所从事的，正是近年来频繁被提及、但很多人并不真正理解的“新兴生产性服务业”，更具体地说，是科技领域的生产性服务。
　　这里有两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第一个是采矿机器人。过去在采矿过程中，一些矿洞由于空间狭小，男性工人无法进入，只能由女性下井作业。但因为作业环境往往潮湿寒冷，对女性的身体伤害极大。为此，他们研发了采矿机器人，让机器人进入矿洞作业。这类研发对企业而言极为重要，但往往高度依赖外部技术支持。
　　第二个案例是螺丝的检测问题。螺丝生产完成后，需要区分合格品和不合格品。不合格品中，有的只是轻微缺陷，修补后仍可使用；有的则完全报废，需要及时分拣。如果依赖人工，则耗时长、效率低、成本高。针对这一问题，他们开发了自动化检测设备，能够高速、精准地完成检测和分类。
　　这两个案例共同说明：在企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过程中，对高端研发能力的需求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大量中小企业并不具备自建研发团队的条件。如果要求它们单独雇佣高端研发人才，则成本极高；在高成本压力下，企业往往会选择通过专利等方式形成技术封闭，反而不利于技术扩散。相比之下，这种平台化的生产性服务模式，能够有效整合人才与资源，为企业提供研发和技术解决方案，从而降低单个企业的创新成本，也更有利于技术在产业体系中的扩散。
　　这也让我重新理解了一个问题：自2020年以来，我们反复强调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但“生产性服务业”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正是这种以平台为载体、为产业提供技术和创新支持的服务形态。基于前面的调研和观察，我认为这类平台型机构，未来不仅“更需要”，而且理应成为重点发展的方向。广东在“十五五”规划中其实也已明确提到这一方向，值得进一步对照和思考。
　　由此也引出了一个更宏观的问题：从国家层面看，技术创新资源究竟应当如何更有效地投入？目前，我国科技资助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投向企业，但当这类企业一旦“走出去”，外界往往会将其视为“国家资本”，从而引发较大的政治与舆论反弹。甚至有的国家会将经济竞争政治化，以所谓的“国家资本”和“举国体制”等为借口，对企业的正常经济运营实施封杀。
　　但问题在于，是否其他国家就不存在国家对技术创新的资助？显然并非如此。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以及其他经济发达国家都在通过不同形式介入科研与技术创新。例如，美国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出由能源部主导建设的“美国科学与安全平台”，本质上就是平台型资助模式。日本同样有大量科研经费通过平台或项目方式配置，而非直接投向企业。
　　这些案例说明，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国家资助”，而在于“以何种方式资助”，才能在合理投入公共资源的同时，降低外部误解。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也值得系统研究的问题。也正因如此，这类平台未来不仅是“可选项”，而很可能是必须重点发展的方向。
　　回到我们调研的这家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目前在资金和科技资源方面都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政府的资金投入有期限性，政府不再投入之后，资金问题如何解决？完全依靠承接企业依赖是否可行？目前的科技资源整合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首席专家自身的行业资源，如何可以建立一个较为制度化的脱个人因素的科研网络来服务于智能创新平台，这也是未来需要研究的课题。
　　社区层面。我们调研的一个案例——扬州文昌花园社区，原本是一个拆迁社区，拆迁之后新建了住宅楼，居民既包括回迁户，也包括后来新搬入的居民。初期，由于人口结构复杂、生活习惯差异较大，邻里矛盾非常突出，上访问题也比较严重。后来，社区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社区服务体系，配套建设了多种功能设施。随着治理体系逐渐完善，如今这个社区已经基本没有上访户，甚至一些原本的上访户反而转变成了社区志愿者。
　　我们参观了他们的社区大楼，大概有五层。他们的社区管理非常细致，把整个小区划分为若干板块，每一个板块、每一栋楼都有专门人员负责对接和日常管理，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责任体系。
　　那么，这样一种良好的社区氛围是如何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人”。社区中有一位女性负责人，她过去是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后来被请来主持社区工作，并牵头建立了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的党支部。从她的介绍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她的组织能力很强，思路清晰、点子很多，而且有很强的奉献精神。这实际上说明，在基层治理中，党组织确实把原本分散的居民重新组织起来、协调起来，做到了基层社会有人管，在化解邻里矛盾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一案例让我产生了一些联想。
　　一方面，它让我联想到新加坡的社区治理模式。新加坡在社区治理方面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新加坡的社区治理中政府无处不在，却又有效地发挥了市场功能。组屋底层往往配套有大量公共设施，政府负责规划和监管，具体运营则依照市场规则。
　　为了保证不同族群家庭可以和谐共处，在组屋申请阶段，就有严谨的规划，以不同族群混居的方式防范有可能的族群隔离。在配套的食阁以及蔬菜日用品集市也会考虑到不同族群的饮食偏好和生活需求，合理规划确保不同族群都可以在组屋社区得到满足。在不吃牛肉的印度族、不吃猪肉的马来族和什么都吃的华人混居区域，做到和谐相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政府的规划和管理，完全放任给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以及社会的自主性，和谐共存的社会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政府对社区管理的深度介入还表现在议员在自己选区的值班制度。议员每周必须抽出一天时间到社区中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这种制度性嵌入在功能上与当前一些国内社区的做法颇为相似。
　　它也让我想起五六十年代的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等组织社会的方式。他们在“强组织性”上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又并不完全相同。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公有制改造结束后，市场消失，所有的资源（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生存权）都集中在公有制体制的政府手中，政府通过划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准则来分配资源，社会失去了活力。
　　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在单位以及人民公社制度下，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作为，当然这种作为不可避免地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当时的意识形态特征。国家对社会高度政治化的组织方式必然导致单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失败。而新加坡的社区治理方式则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角度为我们示范了在社区治理中政府和市场如何协同来保障社区健康运营。
　　关于农村治理层面。这次调研我们一共看了四个点，其中三个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比如马庄村，这个村过去是一个典型的矿业型社区，煤炭资源枯竭后，土地出现下陷，原有产业难以为继。2016年以后，它从煤矿管理区启动转型，引入了专业规划人员，进行了系统性的整体规划。目前，这里主要发展文创旅游和城郊农业，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现在，马庄村的集体收入已经突破500万元，人均收入接近4万元，是一个相对富足的农村样本。
　　我们还去了一个行政农业点——镇江的永茂圩村。它并不是广东一些农村那种楼建得很漂亮、但年轻人大量外出的“村庄空心化”模式。虽然这里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外出务工现象，但整体来看，村庄是“有人用、有人住、有人生活”的。站在村里的一座小桥上，可以看到鸭子在水边走来走去，环境非常安静，充满田园气息。这种场景让我联想到日本的乡村——传统、生活气息浓厚，同时又保持着相对富足的状态。永茂圩村给我的整体感觉，正是这样一种“建设得很好、生活得下去”的农村案例。
　　综合来看，这几个做得比较成功的案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党的角色都非常突出，而且是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作用。无论是社区还是农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都十分清晰，每个地方基本都有一位任职时间较长、能力突出、有想法、有执行力的人在带队。比如某个村的支部书记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基层带头人，已经干了将近20年。
　　我们参观镇江的四季村农业园时，有一位负责人就提到：单靠资金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技术。为此，他们主动引入了一位农学院教授参与合作，把技术和产业紧密结合起来。而这位负责人过去是一名做水产养殖出身的企业家，具备较强的经营和管理能力。正是这些因素的叠加，才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可持续的农村发展模式。
　　最后是城市综合治理。我们还参观了无锡新吴区江西街道综治中心。这个综治中心是一栋体量较大的连体大楼，内部划分为多个功能区，包括综合接待大厅、人民来信接待大厅、诉讼与非诉讼服务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综治中心指挥调度中心等。它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访问题。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联动”：把原本各自为政的部门集中在一栋楼里，使居民只要进入这栋大楼，就能找到相应人员对接诉求，从而在早期阶段疏解社会矛盾。过去很多问题在于，不知道该找谁，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最终把矛盾推向上访渠道。
　　总体而言，这种综治中心模式目前正在江苏省内推广，虽然建设和运行成本不低，但确实起到了较强的缓冲和疏解作用。当然，也存在一个隐忧：如果今后逐渐流于形式，实际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关键仍在于能否持续发挥真实的治理功能。
　　通过这次调研，我思考的许多问题，最终都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如何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既包括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政府在农村经济发展和基层建设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进一步说就是：什么样的NGO或社会组织才真正适合中国国情？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社会几乎没有任何自主空间。国家是全能型的，把整个社会包裹其中，社会既没有自主性，也缺乏自我组织的资源。城市依赖单位，农村依赖人民公社，这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组织方式。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开始从社会领域逐步后撤，社会获得了一定空间，并开始在市场中寻找自身资源。但在这一过程中，农村治理反而出现了新的问题。我们曾寄希望于通过村民自治替代已经解体的人民公社，但从实践来看，村民自治走到最后往往仍回到“一肩挑”的状态，党组织依然发挥主导作用，而自治功能逐渐弱化。
　　而另一方面，基层政府也因为农村治理的主体是村民自治组织，而疏于介入具体事务。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并未真正形成自主的组织化的结构，而是呈现出一种较为分散的状态。不仅新的社会自治组织没有能够建立起来，以前旧有宗族等发挥社会功能的传统的社会组织也大多解体。虽然也存在着一些社会组织，但总体而言，并未建立起类似西方那样边界清晰、制度化的国家—社会关系。
　　那么，在社会不存在有效自治组织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有效治理？从这次调研的几个案例来看，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确实地将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落到实处，可能是一种现实而必要的路径。
　　提到重建国家和社会关系，以及政府和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很有可能会被人误解为是提倡回到“全能政府”的时代。其实不然，无论是什么制度形态的国家，政府在社会治理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院的创院理事长莫道明教授在最近的院内学术交流时，谈到政府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规划”职能。他认为，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能缺位，应该发挥好“规划”职能，处理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在于其“规划”能力是否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所匹配。如果借用莫教授的“规划”概念，可能较之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以及组织化概念更能够恰当地表达我所思考的上述问题。
　　 
　　姜涵：这次调研结束后，我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会想和大家分享。
　　一是实体经济非常重要；二是江苏各地都在走差异化的发展道路，而且特色非常鲜明。
　　第一，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我们调研时参观了徐工集团，它主要做工程机械，市场占有率非常高。这家企业不仅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也为当地创造了可观的GDP，同时还带动了周边大量上下游企业的发展。
　　徐工自身也在建设研发中心，但它的逻辑与很多地方不同。它并不是“单点突破”，而是服务于整个集团的发展。正是因为该企业规模足够大、应用场景足够多，所以它的研发可以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不断延伸，并且孵化新技术和新业务。同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引入了一定的外部资本，从而形成新的组织和资本结构。这是徐州实体经济的一个典型例子。
　　镇江的情况有所不同，但逻辑有相通之处。我们在镇江调研了中船动力，它背后依托的是中船集团这一大型国企，镇江主要承担动力系统制造。
　　不论是徐工，还是中船动力，其实都属于典型的“大国重器”型企业。这两家企业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它们都经历过行业的波峰和波谷，现在正处在从波谷向上爬升的阶段，并且仍在坚持做“自己擅长的事”。二十年前，美国企业凯雷集团曾非常希望收购徐工集团，把它变成合资或外资企业。徐工自身也曾动过这样的念头，但省里认为这是一家非常重要的企业，坚持不能卖。最终，企业坚持了下来，发展到今天，成为标杆性企业。
　　我们在无锡还调研了华润微电子，这是一家做半导体的国企，走的是全产业链布局路线。
　　扬州则稍有不同。扬州看上去好像没有特别强大的企业。但其实扬州也有相当强的制造业基础，比如玩具、日用品（如牙刷、牙膏）等领域的产量还是可以的。只是从当下的视角来看，扬州的制造业偏传统，当地也认为自身缺乏“真正有力的实体支撑”。这反而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扬州是否可以围绕原有制造业基础，推动实体经济和产业的转型升级？
　　除了实体制造本身，我们还发现，各地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也在同步布局服务实体的环节。徐工的做法是通过内部研究院，围绕自身技术和应用场景开展产业和技术孵化。这正是前面杨老师提到的“生产性服务业”。
　　镇江的做法更偏向公共平台。镇江的智能制造中心由高新区支持，主要服务周边中小企业。企业如果需要某项技术，可以到平台对接合作。原本可能需要几十万、上百万的研发成本，在平台支持下，可能几万元就可以解决，而且研发成本并非完全由企业承担，区里本身提供了一定的公共财政支持。
　　当然，这类平台也面临现实压力，比如财政支持周期的问题。类似的服务平台我们此前在南京的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也看到过。不过，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已经运行了10余年，面向全省乃至长三角。而且，江苏省已专门立法，明确对其的财政支持和审计等机制。从这一点上说，江苏在确保制度稳定性上的做法是值得称道的。
　　我认为，从共性技术支撑的角度来看，江苏和广东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广东更多依赖大企业赋能，而大企业往往从自身利润出发，不一定具备长期公共服务属性；而江苏这种由公共财政支持的平台，或许更有利于形成系统性的技术供给能力。
　　此外，江苏省今天实体经济发展得比较好，肯定并非偶然。这背后与其长期形成的“实学”传统存在着某种历史联系。在明末清初时期，无锡一带的知识分子就提出了“经世致用”“发展实学”的思想。后来，无锡也创办了大量工业企业。从历史脉络上看，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些思想的延续。我感到，这种文化层面的传统，可能一直影响到今天江苏实体经济的发展。
　　相较之下，广东制造业企业数量确实非常多，规模也很大。但与江苏相比，我觉得至少存在两个比较明显的差异。
　　第一个差异在于制造业的起源路径。广东制造业的发展，更多依托外贸加工，尤其是过去依赖香港的“前店后厂”模式。很多产业是在外部需求带动下逐步形成的。而江苏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江苏本身市场规模足够大，对外依赖相对较低，企业更多思考的是如何满足区域内或周边的生产和生活需求。
　　我们在调研中也能感受到企业工作的“实在性”和“接地气”。比如徐工这样的大企业，在谈到人才培养时，他们明确表示，并不需要特别“高精尖”的人才，而是更注重培养适合自身发展的技术型、绩效型人才，这样反而更符合企业的实际需要。我们在无锡调研时也听到类似的说法，当地聚集了大量技术人员，其“实用性”更多来自于如何服务本区域的发展。
　　第二个差异在于产业创新的侧重点。就我个人观察而言，广东在产品创新度和新颖度方面，整体上仍高于江苏，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互联网等创新产业。从新闻和现实情况来看，江苏在这些领域相对偏弱，目前也很难说江苏已经形成了特别突出的人工智能或机器人龙头企业。这些未来的实体经济、未来的制造业，或许更有可能在广东率先发展起来。
　　当然，江苏也在积极推动相关产业布局。我们在调研中也了解到，很多关键的零部件环节，比如机器人产业中的轴承、传感器等，其实大量集中在江苏。也就是说，完整产业链中的许多关键制造节点，反而在江苏更加密集。因此，我个人的理解是：江苏可能更偏向低调、踏实地做自己最擅长的部分；而广东在创新性和超前性方面整体更为突出。这两种路径，本身并不矛盾，而是各自基于不同条件形成的发展选择。
　　第二个想分享的体会是：江苏省各地的差异化特征非常明显。
　　江苏的城市本身就差异很大，如果再细化到县域、农村，差异会更加突出。有的村主打葡萄，有的村做草莓，村与村之间的定位非常清晰。网上常说“江苏十三太保”“散装江苏”。从我的理解来看，背后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是江苏各地骨子里都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你这个方面强，我可以在另一个方面做得更强。我不一定正面和你比，但我可以走差异化路线。这其实就是一种“各美其美”的状态。这一点在农村调研中也体现得很明显。镇江的一位村支书就说：“我们农村是很有自信的。”这种自信来自哪里？来自产业支撑。你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有真实的实力，才会有底气。
　　反观广东，一些地区内部竞争反而更激烈，甚至可以说是“恶性竞争”。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江苏整体上做得比广东更好。
　　差异化发展还与产业和技术的空间扩散密切相关。江苏发展较好的城市，距离上海都很近。苏州、无锡承接上海的产业和技术外溢，常州、南通、泰州也逐步通过这种扩散机制发展起来。但徐州又是一个特例：它虽然离上海较远，但也形成了自己的辐射圈，周边山东、安徽、河南的城市都愿意加入徐州都市圈。南京也是类似，对安徽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
　　对比来看，广东目前除了珠三角之外，似乎缺少一个像徐州这样的区域带动型城市。粤东西北虽然提出了一些省域副中心城市，但实际带动能力仍然有限。这可能是广东未来可以重点思考的方向：是否可以在珠三角之外，培育新的区域增长空间？
　　广东并不缺人，但是很多人在粤东西北并不容易找不到产业和就业机会。未来在“十五五”发展中，如何通过打造新的区域中心，为不同区域提供发展支点，可能还有很大的空间。
　　 
　　易达：现在大家在讨论广东和江苏时，往往习惯从总量上进行对比。但事实上，除了总量之外，结构方面的问题更值得大家关注。之前“苏超”火热的时期，我们就能够看到一种各具活力、发展更均衡的“十三太保”格局。我们在江苏调研时有干部就提到，“江苏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应该是各美其美”。我们认为这句话其实可以很好地概括江苏区域协调发展的现状。
　　从数据来看更加直观。江苏是全国唯一一个所有设区市（13个地级市）全部进入全国百强的省份。过去我们常说“苏南苏北差异大”，但现在来看，苏中和苏北的经济比重已从原来的不到25%上升到43.1%；苏南和苏北的人均GDP差距也从2000年的3.5倍缩小到如今的1.96倍。可见这些年来整体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江苏是如何实现这样一种“各美其美”的均衡状态的？从这次调研中我总结了三个要素：钱、人和机制。
　　首先从“钱”的角度来说，“有钱才有权”，财政权力的下沉能够塑造县区自身的内生动力。我们以前更多还是靠财政转移、资金扶持等“输血”的办法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但事实是，这样没有办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还是要靠大家“造血”。而“造血”的前提，是区县一级本身手里有钱。
　　华创证券曾经做过统计，2024年广东省的本级收入占比是22.6%，而江苏的本级收入占比是2.5%。整体来说，广东省的财力集中在省一级，真正到地区层面的财力就比较有限。另一个数据也能支撑这一点：从区县层级来看，江苏区县的财政自给率达到75%，而广东只有39%。这种财政上的明显差别，其实也带来地方政府积极性和效率上的差别。
　　我们在调研时就听到一位领导说，区里“自己有钱，也有权”，如果看中了一个项目，就不需要层层上报，甚至可以直接拍板做决定。广东整体上是“强市弱县”，市级权力比较集中，尤其在审批权方面，区县层面很多事情都要依赖市里、省里。区县如果想上一个项目，要等市里、省里的批复，慢慢等下去，很多事情就做不了。江苏把财政资源真正放到了一线，让基层能够实际去做事，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要素是“人”。人是经济发展的操盘手。不管是发展的方向规划，还是执行落地，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刚刚杨老师分享的社区治理、农村治理，都显示了“强人效应”的存在。
　　我们在江苏也发现，江苏干部的经济意识是非常强的。即便是宣传部门的干部，在聊到经济指标、产业配套、农村发展等议题时，他们都非常有思路，甚至很多干部本身就是经济部门出身。我们到社区、乡村接触到的基层干部，也能感受到他们有比较强的“强人特色”，具有比较突出的个人能力和执行力。
　　这里也有两个点值得注意。
　　第一个，就是要怎么去找到这种“能人”、“强人”。比如刚刚提到的乡村干部，他本身是做水产生意的；那位社区书记，也是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他们都是入党之后，被组织调任到基层去负责工作的，其实这也是现在党在基层选拔和使用干部的一个过程。当然，他们也在愁一个问题：未来这些“能人”从哪里找？毕竟现在农村空心化比较严重，人才流失严重。他们有一个思路，就是未来可以从党政系统的退休干部里面去找。因为这些退休干部本身有一定的能力，也有组织经验，也许会成为未来基层负责人的一个备选来源。
　　第二个，是要允许“久久为功”。我们看到像马庄村、文昌社区，它们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在本地扎根十几二十年。他们非常熟悉本地情况，也有稳定的人脉资源能够推进工作，他们也有长期发展的思路，能够一以贯之。如果三五年就换一个领导，很多事情刚规划完就换方向了，那发展思路再好、规划做得再好，都会前功尽弃。
　　其实，除了上述“能人治理”之外，“如何留人”也非常重要。现在落后区域、欠发达区域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就是怎么把人留下来。这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江苏的协调发展，非常注重优质生活的平权。比如，我们去了一家乡村卫生院。他们通过远程医疗连接三甲医院的专家，而且当地做的一些基本检查，省内其他医院也可以互认，江苏的医保卡也可以直接在上海使用。长三角在公共服务上的互通上，已经比广东省要快。这种公共资源的互通，能够让一些相对落后的地方更容易留住产业、留住人心。
　　第三个要素就是“机制”。江苏和广东都有“产业帮扶机制”相关机制，但江苏起步更早。江苏早在1984年就启动了对苏北的帮扶，广东大概是2008年才启动“双转移”。而且，江苏的机制并不是简单地做财政转移支付，而是通过多年探索，形成了如“五方挂钩机制”、“南北共建产业园”等具体抓手，进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在共建产业园中，形成了“三为主、三到位”的机制，即共建过程中是以苏南的人员、资金、项目“三为主”，而苏北则负责当地的规划建设、社会管理和政府服务等“三到位”。这就相当于经济发达地区派出它的管理团队，带着企业资源、招商网络和管理经验，一路带到被帮扶区域。最典型的就是苏州的苏州—宿迁工业园区，它实际上就是把苏州的治理模式和产业生态复制到苏北。
　　我们也走访了粤东粤西的地区，也跟他们的帮扶区域沟通过。我们发现，广东整体的帮扶机制尚在探索中，很多区域还是停留在资金援助和联合招商层面，只是为了完成考核任务的要求，即每年给对口地区多少钱、联合招商落地多少个企业，就算完成任务。在这种逻辑下，帮扶方很少进一步设计机制，也就无法实现“先进地区”经验向“落后地区”的转移。当然，也有部分做得好的区域，但整体经验尚未总结扩散。
　　此外，我们还看到江苏有一些制度设计，可以实现持续性的帮扶。比如，省里通过指标分配来变相调节。我们在无锡调研时，他们提到没有太多土地，但仍需要完成农田指标、养猪指标，因此他们把钱给到连云港，让连云港帮他们完成。这其实是一种更加可持续的方式，双方各取所需。
　　另外，可能也因为江苏整体面积较小、区域差异相对有限，所以它基本上采用的是“一对一结对”的模式；而广东基本上是“一对多”，5个城市承担了帮扶工作，而被帮扶地区却有12个，如广州要帮扶3个城市，深圳帮扶4个城市。这种“一对多”的帮扶模式可能导致一些区域出现重复布局的问题情况，这就使得这些被帮扶地区难以充分发挥各自区域的实际优势。
　　除此之外，我还想分享江苏调研中提到的一个淮海经济区的案例，未来我也很希望进一步研究。淮海经济区以徐州为区域中心，它处于“四省通衢”的位置。现在，这个区域已经打通了公积金和医保的部分互认机制，并且是跨省打通的。这导致目前徐州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新购住房来自外地人口；医院的就诊患者也有大量的跨省病患前来。我们很好奇的是：它是如何实现这种公共财政承担机制的？如何实现跨省协调？这是后续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的，对未来广东和江苏、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的联动也具有借鉴意义。
　　 
　　蒋余浩：广东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上，确实需要向江苏学习。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广东现在看起来“差”的那些地方，可能恰恰是曾经的发展优势。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发展模式就非常适合快速承接外部转移，包括港资、台资、日资企业的产业转移。正是因为能够迅速承接这些外来的产业和需求，广东才得以在当时实现快速发展。相比之下，江浙一带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广东快。这当然也和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条件有关：江浙地区过去已经具备了较好的集体经济根基，因此在后续发展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广东的路径。如果一定要做比较，广东佛山的顺德与江浙较为接近，都是由本地企业家推动产业发展；但广东其他不少地区则不同，许多产业是由外来的企业家在当地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几十年过去后，这种优势开始发生反转。现在可以看到，像珠三角的佛山、中山，这些年正为清理旧工业园区而感到巨大压力；而江浙一带则较少面临类似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仍然保有较强的集体经济根基有关，这种根基令其在转型过程中“撑得住”。因此，如果只是做横切面的比较研究，仅仅因为当前江苏的发展数据优于广东，就简单地把因果关系顺着数字往上套，这样的分析方式本身是有问题的。理解不同地区的发展路径，仍然需要引入更长的历史脉络。
　　徐工、中船、华润微电子等案例，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国企。反观广东，即使广东也有不少国企，但很少看到这些国企像江苏那样，能够在自身发展之外带动更大范围的产业体系发展。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切入点。这也让我联想到日本丰田早期的发展模式——丰田虽然高度“纵向一体化”，但在保持体系控制力的同时，也能够带动大量中小企业。
　　“纵向一体化”本身并不是问题，大企业做大后必然走向体系化。关键在于，这个体系能不能“打开”，带动上下游大大小小企业一起发展？郑永年老师之所以提出“开源中国”概念，核心正是在这里。这样的管理体系，能否实现不同的管理方式，能否转向“面状扩散”以及这种扩散机制如何实现，本身就值得深入思考。就这一点而言，我对江苏的国企、大企业发展状况了解有限，但确实我们的许多企业难以带动上下游共同发展，这也是我们许多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刚才也有老师提到关于“强人”和组织化的问题。从研究角度看，我觉得这里需要保持一定谨慎。
　　在目前的条件下，“组织化”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结构。如果上级没有施压，很多干部其实愿意服务社区、做实事；但一旦“大共同体逻辑”与“小共同体逻辑”发生冲突，在这种结构下，小共同体就往往要让位于整体。因此，如果将“组织化资源”作为研究课题，就不能只看到其正向功能，还要看看在特殊时期出现一定冲突时的表现。其实，就算是主张大共同体本位的组织化建设逻辑，也是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来为基层、小共同体发出声音提供保障的。
　　关于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学者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当年北方“南下干部”进入江浙地区后，为了让本地的原有干部退出权力中心，就对当地人经商、甚至部分“灰色行为”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态度。这反而激活了地方经济。从这个角度看，广东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没有受到过于强烈的“大共同体逻辑”压制。中央整体上是支持广东发展的，当然这种支持在不同地区并不均衡，部分地方也曾因为历史因素的限制而长期发展乏力。
　　最后一个想谈的，是广东当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用郑永年老师的话说就是一种“马铃薯式的松散结构”。一个现实的张力在于：省级层面希望强化统筹能力，资金自然需要更多上收；但资金收上去之后，地方反而更分散了。这其中的机制逻辑究竟是什么？
　　12月4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从制度设计上看，提出了不少方向性安排，例如推动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分别成立共同规划委员会。从体制机制上来说，我们的制度安排已经很充分了，但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把广东真正地“拢”到一起？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去深入探究的一个问题。
　　（以上内容由编辑根据现场发言记录整理，内容有所删减。发言仅代表研究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IPP评论2025-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