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支持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方案（2026—2028年）》，把“制造业再上台阶”落到一组可检验的硬指标：到2028年新增年产值10亿元以上制造业企业100家、带动产业链新增规上工业企业500家，并以“AI+制造”为抓手，提出智能工厂全覆盖、机器人密度提升至600台/万人等清晰路线图。
　　这份文件虽是出自上海，背后指向的却是更大的产业现实：先进制造业的跃升越来越像一项区域级系统工程，上海不可能只靠单城“自转”，而要依托长三角高度耦合的产业网络。目前，沪苏浙皖已创建2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覆盖大飞机、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关键赛道，仅大飞机链条就已在区域内集聚全国超1/3装机配套供应商、链上企业超900家。由此，以上海为龙头，长三角如何把“密度与规模”的聚势，转化为“分工更深、转化更快、规则更统一”的成势，成为一体化发展迈入新阶段后亟待探讨的重要议题。
　　破局之基：协同正从“协调会”走向“组织化”
　　长三角协同从来不是“自带属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省一市的产业政策与招商逻辑更偏“省域最优”，同质化布局、重复建设与隐性壁垒并存，协同往往停在联席会议与临时协调。如今之所以必须把协同做实，是因为长三角已具备“拧成一股绳”的体量基础：2024年区域GDP占全国比重达24.7%，外贸进出口16.01万亿元、占全国36.5%，任何一条重点产业链的效率与韧性，都越来越取决于跨省域的系统配置。
　　“协同”破局的首要关键在“组织化”。2025年6月7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七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揭牌成立，明确在一体化协调机制框架下运行，以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主体、以共同培育世界级集群为目标，面向更大范围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协作网络，进而形成跨域的长期议程、稳定的协作清单与可持续的资源统筹能力。
　　与产业联盟同步推进的，是创新共同体的“项目化运转”。长三角已拥有150余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合作机制》框架下，三年来立项支持80余个联合攻关项目、总投入超17亿元，把“谁出题、谁组织、谁买单、成果怎么用”从会议协调推进到可滚动实施的机制安排。与此同时，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已形成154项制度创新经验、57项向全国推广，为跨省域规则协同提供了可复制样板，为企业跨域布局与协作从“项目制”走向“常态化”奠定基础。
　　协同之困：对标全球，长三角还差哪“三口气”
　　成绩越大，越要把短板说透。把长三角放进全球坐标系里看，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等全球制造高地等顶尖产业带相比，差距并不主要体现在“有没有产业、够不够大”，而体现在协同是否已从“能配套”升级为“能共创、能转化、能形成共同规则”的系统能力。长三角要从“聚势”走向“成势”，至少还差三口气。
　　第一口气，分工协同要从宏观叙事下沉到产业链“微循环”。如今不缺“上海研发、周边制造”的结构性分工，真正稀缺的是围绕“研发—工艺—验证—标准—质量—交付”的高频协作网络。世界级集群的核心不是简单的上下游齐全，而是企业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构建清晰、稳定的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共同研发、共同定义标准、共享测试平台、共担不确定性，进而实现真正的“共创”。
　　第二口气，创新协同需要补上“转化链”的组织效率。长三角科研资源强、创新动能足，但“创新孤岛”不会因资源密度高而自动消失。对标德国“工业4.0”旗舰集群“It's OWL”，其关键不只在技术先进，而在于有一套专业化的集群促进组织，用“运营机构”的方式把企业需求、科研供给、项目组织、资源配置高效对接。反观长三角，协同创新仍较多依赖行政会议与阶段性项目推动，市场化、专业化中介服务体系相对薄弱，就容易出现“立项热、转化慢、标准散”的结构性摩擦。
　　第三口气，是把机制协同从“示范区经验”推向更可预期的产业规则体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已形成154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57项向全国推广，说明跨省规则协同并非做不到。关键在于，先进制造业更依赖一套能跨域落地的“硬规则”，包括环保与能耗标准怎么对齐，数据如何在合规前提下共享流通，产业基金与金融服务如何跨省联动，供应链风险怎样共担。只有把这些规则从“点上可行”升级为稳定、可复制、可持续的共同制度，长三角才能真正从“聚势”迈向“成势”。
　　 成势之路：从区域领先到全球标杆，抓住三条“可落地”的行动线
　　“聚势”更多来自规模与密度，“成势”则取决于协同能否制度化、专业化、市场化地持续运转。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已在一体化协调机制下成立，并明确以国家级集群为主体、以共同培育世界级集群为目标，下一步关键是把“共识”变成“清单”和“机制”。可沿三条行动线纵深推进。
　　首先，做实“一张路线图”，把重点产业链的“补链强链、联合攻关、共建平台、跨域标准、国际合作”拆成年度任务，明确牵头方与交付物。同时，建立“年度体检+滚动迭代”的评估机制，倒逼各地从“同赛道竞争”转向“按环节协作”。
　　其次，要建强“一个专业机构”，把协同从会议协调转为日常运营。世界级产业集群往往赢在“强运营”。项目撮合、标准共建、平台运营、知识产权与数据规则、人才与供应链服务、国际合作对接等，依赖的是专业化、常态化的执行体系，而不是临时性的推动安排。在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框架下，同样需要设立更市场化、专业化的执行机构，沉淀稳定的项目库、资金池与服务包，让协同从“靠推动”升级为“能自转”。
　　此外，还需要形成更有组织的“开放打法”。长三角外向型经济权重高，出口规模在全国占比进一步抬升，意味着企业面对的竞争不再只是“卖出去”，更是合规、认证、供应链韧性与标准话语权的系统较量。在这种环境下，单个企业各自摸索的“单点出海”成本高、风险大，也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更可行的路径，是以产业集群为单位做协同出海，统一布局海外研发与验证节点，打包提供合规与认证服务，配套供应链金融与保险工具，并组织参与国际标准与规则对接，把外贸体量真正转化为全球资源配置与议价能力。
　　长三角并不缺产业底盘，交通互联与制度“软硬联通”也在持续削弱行政区划带来的阻隔，让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更顺畅地跨省循环。真正的分水岭在于，能否把协同固化为可持续运转的制度机制。只有当协同从项目推进升级为体系化运行，长三角的规模与密度才能稳定转化为全球竞争的胜势，进而完成从区域领先到全球标杆的跨越。
　　（澎湃新闻2026年1月27日，付晓晴、奎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