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义乌发展经验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各地区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产业，区域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产业的竞争。传统观点认为，产业的竞争力来自比较优势。而新贸易理论表明，在存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情况下，规模本身就是优势，企业倾向于集中在最大的市场附近生产，某个产业一旦在某个地方率先形成“规模报酬递增”的集聚，或者一个企业率先在某种产品上实现大规模生产，就可以凭借规模优势形成坚固的竞争壁垒。这就意味着，市场本身就是重要的稀缺资源，谁能率先“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谁就能在产业布局中占据主动；谁能率先吸引产业集聚、做大规模，谁就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大量的事实证明，一个地区产业集聚除了人为的努力之外，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偶然”因素也会产生无形的影响。比如，企业家的个人选择、政策的调整、偶发事件等，都有可能让某个地方率先形成产业集聚，从而在长期的区域发展竞争中脱颖而出。
　　一、义乌与合肥的经验
　　发展是硬道理。一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培育壮大产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表面上看，各地区在招商引资、产业布局、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打造等方面的做法大同小异。但仔细分析发现，往往就是那么一些小的差异或差距，让一些地方在白热化的区域竞争中走在了前列，实现了弯道超车。
　　（一）义乌成功的秘诀
　　义乌的成功是“无心插柳”的典型。因为小商品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进入门槛几乎为零，不仅是大城市，一般的小城镇都可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40年前我国城乡集贸市场达到6万家以上，各类专业小商品市场在2000家左右，最高峰时各类商品交易市场达到9万家以上，全品类亿元以上规模的头部市场也达到了5075家。
　　义乌能胜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年全国其他小商品市场，摊贩都来自本地的农民或者小商人，商业网络半径最多几十公里，而义乌的摊贩却是曾经走街串巷的货郎担，他们走遍全国各地，对几百个县、成千上万个乡镇的消费需求有着直觉的了解和敏感。其他小商品市场只能卖本地货，而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不仅能卖本地货，还能根据全国需求去组织货源，把商品卖到全国。正是这一微小的差异，或者叫作历史的偶然，让义乌在40年时间的持续竞争与发展中，最终形成了汇聚“五万个摊位”的超级规模市场，而其他市场因为没有形成那样的规模效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或者城市发展转型中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今天，很多地方都可以规划更大的市场，也可以建设更高的大楼，但无法复制义乌“五万个摊位”背后几十年积累形成的商脉网络和深度供应链。
　　（二）合肥崛起的做法
　　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带有浓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色彩。在传统汽车产业领域，处于第一梯队的是长春、上海、广州、重庆、武汉这几个全国前五强，合肥汽车产业规模、产业链、龙头企业等均与第一梯队存在较大差距，产量（2019年45万辆）排在全国20名之外，不及头部城市（2019年广州是292万辆）的零头，甚至不及柳州、天津等第二梯队城市。从常规逻辑来看，合肥想要在汽车产业领域破局突围、弯道超车并非易事。
　　合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汽车这种不完全竞争且规模经济巨大的行业，既然追赶无望就不在同一赛道上硬拼，而是敏锐抓住技术路线、市场需求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机遇，集中全部资源和力量创造“换道超车”的机会。2019年，在蔚来汽车陷入困境的关键时刻，合肥以无比巨大的勇气逆势出手，拿出70亿元资金将蔚来汽车总部、研发中心、核心产能一次性全部引到合肥。从蔚来开始，大众安徽、比亚迪、长安整车、国轩高科等龙头企业陆续落户合肥，直接带动电池、电机、车规芯片、汽车电子等上下游产业链集聚。短短几年，合肥就从传统汽车弱市跃升成为全国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城市，在产业发展上实现了逆袭。
　　二、对湖北的启示
　　一个地方的发展很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当一个地方的主导产业受到冲击时，如果不能及时切换到新的赛道，就会逐渐走向衰退。之后想要转型，也会发现新的产业早已在别处形成了集聚，在规模报酬递增、产业链供应链、专业人才等组成的综合生态优势下，依靠单一的要素价格，根本就无法与之竞争。对一个地方的发展来说，区域竞争归根结底是“率先触发自我强化循环”的竞争。发展不是一个地方“有什么”，而是它率先“启动了”什么。一旦抓住机遇，找到了某个适合本地的产业，开启了自我强化的循环，经济规律就会推着它不断地向前发展。对湖北而言，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在激烈的区域发展竞争中争先进位、走在前列，就要认真盘点资源要素禀赋、发展优势和产业基础，集中力量、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在最有希望的赛道上，提前谋划布局，并集中全力推动其加快发展壮大。
　　一是转变思想观念，利用“九省通衢”的枢纽优势创造“巨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义乌的成功告诉我们“市场在哪里，产业就流向哪里”。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效应显著，在规模报酬递增面前，市场需求规模比资源禀赋更重要。湖北身处国内市场的地理中心，具有广阔的市场腹地和九省通衢的辐射能力，最大的战略资产就是“可通达的市场总规模”。要把市场规模建设的立足点放在武汉都市圈内，引导基础设施、产业链供应链、物流交通、企业发展等在这一区域内布局、做强。围绕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信息交流、即时配送、协同研发、配套服务的本地集聚效应，尽快把中部巨大市场做起来。
　　二是选准赛道，越快越好地“率先达到临界规模”。合肥的经验表明，区域竞争中，在颠覆性创新的新赛道面前，所有的传统要素优势都可能归零，真正的竞争是谁能在“新起跑线”上，用最大的战略魄力，率先把“规模报酬递增”做起来。不一定要去模仿合肥的风投招商模式，但一定要学习合肥精准识别赛道和触发产业集聚的能力和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在光电子信息等已初具规模的赛道上，再聚焦、再加力，用战略资源打造出“不可逆转的临界规模”，锁定优势。特别是芯片，既是强周期性行业又是典型的垄断竞争行业，规模经济效应明显，市场总容量有限，要抓住机遇把长江存储规模做到极大。
　　三是可以人为创造“偶然”，在将兴未兴的未来产业领域形成先发优势。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目前正是抢先布局、占据制高点的有利时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湖北科创资源丰富，产业发展不能只满足于企业在地理上的扎堆，要加快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打造一个有空间、有资源、有耐心，可以偶然连接、跨界融合、反复试错的创新生态，集聚大量公共交流平台、耐心资本、人才社区和跨界活动，用高浓度的创新要素和果断的资本介入，把“产业集群”升级为“创新群落”，将“偶然”的先发优势，转化为“必然”的胜势，避免起大早、赶晚集。
　　三、几点思考
　　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湖北要围绕这些领域率先布局，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锁定先发优势。
　　（一）具有显著优势的领域。根据当前的技术发展和国内相关布局来看，湖北在以下三个领域优势显著，如果能做好，有可能产生像义乌、合肥一样的“黑马”。
　　第一，生命科学中的“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生物制造是颠覆传统化工、可以“换道超车”的未来制造范式，规模经济和学习曲线效应极其显著。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在基因组编辑、微生物代谢工程等基础研究上积累深厚，武汉光谷生物城综合实力全国前五。生物制造“卡脖子”环节是中试放大，如果能够建设共享的、柔性化的中试放大平台，为全国乃至全球的初创企业提供“发酵验证即服务”，就能像义乌对小商品的引力一样，吸引全国的合成生物企业来此验证和量产，形成强大的锁定效应。
　　第二，融合基础设施中的“空天信息与低空经济”。低空经济不是简单的制造飞行器，核心在通信、感知、管理。湖北在5G/6G、北斗导航、对地观测领域有学科和产业优势，武汉大学测绘遥感学科全球顶尖，有航天科工、三江集团等航天产业链，初步具备了“卫星研制—发射—地面设备—应用”的闭环，也有丰富的低空应用场景。如果能率先建立全域适航标准、航路监管体系、空域精细化管理规则，吸引全国的无人机、飞行汽车企业来此测试和运营，就可能打造低空交通的“规则定义者”和“数据汇聚地”。
　　第三，绿色生产力的“氢能与氨氢融合”。氢能被称为“终极能源”，这是一个巨大的规模化应用场景。武汉是传统汽车重镇，也是氢能重卡、商用车的直接应用地；长江黄金水道能提供巨大的氢能应用场景。如果聚焦“氢能重卡走廊”和“氢化长江走廊”，吸引燃料电池、电堆、车载储氢等全链条企业来布局，推动供应端成本下降和技术迭代，湖北在氢燃料电池技术商业化上就有可能走在全国前列，形成规模经济。
　　（二）具有“局部优势”的领域。从当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在下面三个领域，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布局，有的甚至走在湖北前面，但湖北有自己的优势，重点是把自身优势发挥好，把长板拉长，在优势领域延链强链，打造产业生态，形成特色，实现超越。
　　第一，存储芯片领域。长江存储处于国内存储芯片技术最前沿，这是明显的“长板”，但设计、封装环节薄弱，在先进逻辑芯片方面，缺乏有竞争力的代工厂。不过，长江存储的最大优势是技术独立，且堆叠存储单元和堆叠AI内存单元的技术架构完全一致，因此发展存算一体更有竞争优势。要对标美国的英伟达，用架构定义市场，用生态锁定未来。
　　第二，脑机接口领域。湖北在脑机接口的基础器件和整机系统上并不占优，在微电极阵列、生物相容性封装等底层器件上，对外部供应链依赖较大。但同济、协和两大医院是国内神经系统疾病诊疗的高地，汇聚了大量的临床数据和应用场景，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等光学神经成像技术上有深厚积累。
　　第三，量子科技领域。相比合肥的量子通信和北京的量子计算整机，量子精密测量是湖北最具优势的领域。依托光谷在光纤、激光器上的产业基础，湖北在发展光量子芯片、量子光源上有底层材料优势。同时，量子精密测量的市场较为专业，没有量子计算那样的丰富应用场景，在吸引资本方面存在挑战。
　　（源自：向一波.义乌、合肥的成功及其对湖北的启示[J].政策,2026(08)：52-55.https://www.policy.net.cn/p/3806.html,https://img.cjyun.org/a/10701/202609/15560257ec261cd8d1c3e542906adbb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