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美西方的出口管制和产业补贴对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显著提高企业发展的显性和隐性成本。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范围内合规合理提供补贴。
　　 
　　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产业补贴与出口管制这两类传统的产业政策工具，正演变为大国竞逐新兴未来产业主导权的关键武器。
　　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和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下，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争夺技术领先地位和限制对手超越，对内掀起一场大规模的产业补贴竞赛，对外制定严苛且带有“双重标准”的出口管制规则，通过对华发动科技战，持续升级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产业链打压，企图构筑封闭的“小院高墙”，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另一方面，中国产业结构日益完备、产业技术水平逐步向全球技术前沿靠近，长期以来与我国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相适应的由选择性产业政策主导的政策体系越来越不适用，在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为核心特征的新工业革命所涉及的科学技术基础的广度、技术融合的深度和市场应用的复杂性是空前的，这要求我国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强化竞争政策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探求在高水平开放条件下的产业安全，需要进一步有效协调竞争政策和结构性产业政策，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
　　在新形势下，我国必须构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产业政策，加速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与此同时，我国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当美西方产业补贴与出口管制的功能与目标
　　（一）美欧出台大规模产业补贴政策，制定严苛且双标的产业补贴规则
　　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促进或保护本土产业发展、争夺前沿技术领先地位，出台大规模产业补贴政策，制定严苛且双标的产业补贴规则。
　　第一，欧美国家针对未来产业提供巨额补贴。2022年，美国颁布《芯片和科学法案》，计划提供数百亿美元用于补贴芯片制造业和提供企业税收优惠，旨在促进半导体产业回流和技术研发，并限制受资助企业在华生产半导体或开展技术合作。2025年，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起关税战，试图通过对外关税、对内减税补贴等手段，推动半导体、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产业回流国内。欧盟颁布了《欧洲绿色新政》《欧洲产业新战略》《绿色新政产业计划》和《欧洲芯片法案》，旨在为清洁能源、电动汽车、芯片和锂电池领域提供名目繁多的补贴政策，以促进绿色发展和转型为借口，旨在打造新兴产业全球竞争力、竞逐技术领先地位。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数据，2018年至2024年期间，欧盟委员会在“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计划下，对电池、氢能、微电子、通讯技术、新一代云基础设施与服务共批准了累计高达362亿欧元的国家援助。
　　第二，欧美国家一方面对内补贴，另一方面对外采用“双重标准”、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今年4月，美国对柬埔寨光伏产品征收了高达3403.96%的反补贴税，其中1940.23%的税率被美方认定为源自中国的“跨国补贴”。2024年8月，欧盟委员会就针对中国乘用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发布终裁披露，拟对中国出口企业征收17%—36.3%的反补贴税。
　　第三，欧美国家意图构建西方主导的产业补贴国际规则体系。2023年10月，欧盟正式实施《外国补贴条例》，将欧盟的国家援助规则外溢至国际产业补贴规则领域。2017年以来，美欧多次发表联合声明，要形成更严格的产业补贴规则。
　　（二）美国进一步扩大出口管制范围，连续多次升级对前沿技术的出口管制
　　出口管制作为国家维护安全与利益的政策工具，其角色和功能也正在发生深刻演变。传统上，出口管制是一种安全防护和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的工具，用于限制武器等敏感物项和技术的出口。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在出口管制方面一直坚持“跑得更快”战略，鼓励出口技术以资助更多的研发，其基本假设是持续创新将使美国领先战略对手几代人。
　　2022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在关键技术上已不再处于绝对领先地位。随着技术发展速度放缓，出口管制逐步成为美国等国家进行“绊倒对手”并保持技术领先地位的产业政策工具。2018年，美国颁布《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强化对增材制造、先进计算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机器人、高超音速技术等“新兴和基础技术”的出口管制，重新确立了总统出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原因管制军民两用产品出口的非紧急权力，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行打压遏制之实，开启对华为等数百家中企的大规模制裁。拜登政府期间，美国进一步扩大出口管制范围，连续多次升级对华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出口管制，从限集成电路到限制造到限代工再到限软件，从单边管制到多边协调与技术节点封锁，对半导体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全产业链打压。
　　今年1月，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国务卿和商务部长就如何保持和加强美国的技术优势、如何识别和消除现有出口管制的漏洞提出政策举措。9月，美国工业与安全局（BIS）发布出口管制穿透性规则，对被列入美“实体清单”等的企业持股超过50%的子公司追加同等出口管制制裁。
　　美西方产业补贴与出口管制的影响及我国的积极应对
　　我国产业链还存在“核心能力短板”和“基础能力短板”，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仍然存在。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增多，中国企业为规避政策壁垒、降低经营风险推进海外供应链多元化布局，但遭遇技术国际标准话语权不足、产业补贴国际规则错综复杂、合规性成本提高等问题。客观地说，美西方的出口管制和产业补贴对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显著提高企业发展的显性和隐性成本。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范围内合规合理提供补贴。
　　首先，入世以来，中国严格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各项补贴纪律，及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补贴通报。2023年6月，中国提交2021—2022年补贴政策通报，涉及中央69项和地方385项补贴政策，实现省级行政区域全覆盖。
　　其次，中国致力于建立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财政补贴体系，在产业政策制定中越来越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策正在由差异化、选择化向普惠性、功能性转变。中国政府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间接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市场失灵领域。
　　最后，中国是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受到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针对，随着我国在轨道交通装备、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新能源汽车、光伏、通信设备、动力电池等领域取得并跑乃至领跑地位，这些领域的企业出海更有可能受到他国歧视性限制政策的制约。
　　面对美国对华日益严苛的出口管制政策，中国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采取多项反制措施。2020年，我国出台《出口管制法》，确立了管制物项清单、许可制度、最终用户审查等核心机制。2021年，我国颁布《反外国制裁法》。截至目前，商务部已经根据法律法规将数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清单或不可靠实体清单。在关键物项方面，2024年以来，商务部禁止两用物项对美国军事用户或军事用途出口，加强战略性矿产的出口管制，开展打击战略矿产走私出口专项行动，对含有中国成分的部分境外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2024年10月9日，根据《出口管制法》《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相关规定，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商务部发布两项与稀土有关的公告，进一步加强对稀土物项及相关技术的出口管制。
　　进一步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产业政策选择
　　第一，强化科技自立自强的产业政策，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新型跨国创新合作网络，抢占尖端技术制高点。当前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目的是延缓中国在先进计算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因此要围绕重点产业链，瞄准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薄弱环节，支持企业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航天技术、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攻关。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开放合作，构建新型跨国创新合作网络是打破封锁、加速创新的另一关键，要深化区域性创新联盟，布局多元化的合作格局，以超大市场规模和应用场景、最完整工业体系吸引跨国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实现“逆向创新”技术溢出。
　　第二，制定实施有效的普惠性产业政策，从封闭环境下的产业政策转向开放条件下的产业政策，但在关乎国家发展全局和国家产业安全的关键领域仍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一方面，实现产业政策与国际通行规则惯例的兼容，提高产业政策的普惠性，继续减少针对一般竞争性行业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的逐步提升，对于涉及我国全产业链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关键材料或装备，除了企业自身的知识产权和竞争策略保护，需要国家政策力量的主动干预和介入。
　　第三，面对歧视性制度壁垒和出口管制外部冲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利用法律手段和出口管制工具坚决反制，切实保护我国公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我国政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将多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或不可靠实体清单，开展打击战略矿产走私出口专项行动。未来，我国要进一步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和法治实施体系，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
　　第四，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滥用产业补贴规则和出口管制政策，严重破坏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中国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具体而言，我国要强化区域性合作机制，利用多边平台组建“统一战线”；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关键矿产等领域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和贸易规则的制定；深化“一带一路”的科技与产业合作，推动与共建国家在联合研发、技术转移、共建实验室、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以举办“链博会”“广交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实际行动，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布局。
　　（《中国经济时报》2025-10-2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 梅建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