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疫情防控之需，不少地方政府采取了严格管控的措施，导致物资配送受到较大影响，一些地方菜价上涨，一些居民纷纷“囤菜”，局部地方甚至出现独居老人缺医少食、生活困难等情况。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尤其在重大突发性疫情期间，广大市民吃什么、喝什么，是一个大问题。
　　笔者所在的城市广州这几天也在遭受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全市干部与群众齐心协力，果断划定了封控区、管控区及防范区，各区都在有条不紊开展一日一测的大规模核酸筛查。目前，全市肉菜米面油等物资供应量足，近一周的监测情况显示，目前广州蔬菜在田面积约27万亩，田头冷库储量约400吨，蔬菜生产保持稳定态势，货源供应充足。据悉，2021年，广州全市粮食种植面积为43．84万亩，总产量达15．08万吨，水稻单产713斤，实现粮食种植面积、总产量、单产连续三年“三增长”，全市蔬菜供应量已连续多年保持100％的自给率，较高的农产品自给率为广州市民日常生活正常运转提供强有力保障。
　　广州积极贯彻与落实党中央于2022年年初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提出的“切实稳定和提高主销区粮食自给率”，高度重视“菜篮子”，大力发展城郊型农业，保持较高的农产品自给率，积极推进农产品的“稳产保供”，给我们一些思考与启示。
　　突发性疫情等特定时期，大都市里的乡村的意义更加凸显，特殊时期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提醒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与农业问题，要深刻领悟“无农不稳”的时代性意涵，要彻底摒弃“贱农抑农”“抽农补工”等既有认知与传统思路，要让支农与惠农成为长期和恒定的保障性制度，相关的倾斜政策与补助措施要落实到位，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户的经济收益，让农民收入水平与全社会平均收入大体相当，让广大农民过上有足够尊严的体面生活。
　　面临中心城区土地供给有限及经济增长缺乏后劲等瓶颈，各地通行的做法是加快推进郊区的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步伐，征地拆迁，流转农用地，大兴土木，新建工业园，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与市民化。但城市与乡村的发展特征与规律大不相同，工业思维与农业思维也大相径庭，倘用发展城市的方法去发展农村，用振兴工业的思路去振兴农业，效果不一定好。此举有助于实现城市GDP的短期增长，但客观上削弱了城市在危机时期的基本生活物资供应能力、抗风险能力和综合应急能力，也对城市韧性、可持续性及城市安全带来戕害。保留一定面积与规模的农业业态，让农业与二三产业协同与融合发展，是有远见的城市政府之应为。
　　众所周知，城市人口及土地存在规模及集聚效应，人口多，面积大，会带来城市整体运行成本的降低与综合效率的提升。但人口太多，面积太大，也会引致规模不经济及集聚不经济，给城市治理带来困扰，譬如巨大的人口数量及庞大的人口需求远超各类公服设施与城市环境的综合承载力，特殊时期大规模的人口集聚更易滋生疾病的扩散与传播，政令执行传达与落实效率相对低下，特殊时期相关应急物资调配不及时等。不宜一味追求发展超大城市与大城市，规避超大城市过度追求土地与人口规模的做法，并通过产业转移、人口集聚、强市镇等策略，积极发展中小城市与城镇，建构更加科学与合理的城镇体系，对于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具有积极意义。
　　(《羊城晚报》2022-04-14，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姚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