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前，中国城市正处于从高速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2024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突破65%，城市已成为绝大多数居民生产与生活的主要空间载体，也是旅游消费最活跃、需求最集中、结构变化最显著的核心区域。短途化、周末化、碎片化、生活化的休闲方式兴起，使城市逐步替代传统景区，成为旅游体验的第一场景。
　　与此同时，近几年涌现的“网红城市”现象呈现典型的“爆红-速朽”循环。社交媒体推动的短期流量迅速聚集，形成集中式消费热潮，但在缺乏可持续空间供给、文化深度及治理支撑的情况下，城市吸引力难以长期维持。例如，部分城市在疫情后依靠特色小吃、主题活动或网红街区短期吸引大批游客，但流量退潮后，本地生活环境承压、居民满意度下降、业态同质化严重等问题随之显现。城市旅游的发展模式亟须从“流量逻辑”向“韧性逻辑”迭代。从全国范围看，城旅融合发展虽已进入政策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大量城市在推动“旅游城市化”“全域旅游”中取得显著成效；另一方面，居民日常休闲需求正在迅速增长，而城市公共空间供给、文化供给、慢行系统、社区活动等方面尚不能完全顺应新的消费习惯与生活方式。这一矛盾推动着中国城市进入从“城市景区化”向“城市生活化”的转型阶段。
　　在此背景下，城市休闲化作为提升生活品质、激发城市活力、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议题，不仅关系到城市旅游竞争力，更关乎未来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整体方向。长期以来，城旅融合多以旅游经济为主导，强调游客视角，导致城市空间呈现“被旅游化”“表演化”等趋势。随着本地生活化消费崛起，城市治理逻辑必须从“游客凝视”转向“居民日常”，把居民休闲作为城市吸引力的基础条件，是推动城旅融合从“以游客中心”向“以居民中心”转型的重要契机。同时，休闲作为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与公共文化服务、城市更新、社区治理等领域高度融合，城市休闲化不仅仅是旅游议题，更是生活需求升级的重要体现。此外，从经济结构看，城市休闲场景已成为国内消费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夜间经济、Citywalk、沉浸式文化消费、市集经济、街区经济等新业态大量涌现，休闲正在成为驱动城市消费活力的核心力量。
　　综上所述，系统审视城市休闲化的趋势与特征，不仅有助于厘清城旅融合在当下转型期面临的关键矛盾，也为探索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提供了重要切入点。城市休闲化连接着空间治理、公共文化供给、消费结构升级与城市生活品质的整体提升，是推动城市从“景点逻辑”迈向“生活逻辑”、从“流量驱动”迈向“韧性发展”的关键纽带。本文将围绕城市休闲化的发展趋势、驱动因素与实现路径展开系统分析，进一步深化对城旅融合转型方向、城市消费结构变化以及城市休闲体系构建的理解。
　　二、城市休闲化成为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近年来，我国城市的旅游与休闲消费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主要集中体现在需求侧的旅游行为结构和供给侧的空间与文化产品体系两个方面。
　　（一）需求侧：旅游活动生活化与近域化
　　从需求端来看，居民的旅游行为明显呈现生活化和近域化的特征，旅游活动由以往的“目的性出行”逐渐转向“随时随地的轻度休闲”。
　　首先，旅游行为日常化程度显著提高。从旅游消费结构的变化可以观察到，传统景区在居民假日旅游中的主导性正在减弱，而城市型休闲空间的吸引力持续上升。2024年国庆假期期间南京共接待游客1543.8万人次，其中景区景点接待858.1万人次，占比55.6%；而2025年同期全市游客量上升至2009.7万人次，景区景点接待954.7万人次，占比下降到47.5%，同比减少超过8个百分点。此外，国庆假期期间全国“文化服务”整体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5.2%。由此可见，尽管整体游客规模持续增长，但传统景区的份额不断缩小，而城市综合性休闲空间、街区商业、文化场馆、博物馆、美术馆以及生活方式型消费场景成为承接新增游客的主要空间类型，“城市漫游”“街区体验”等日常化旅游休闲模式正在成为旅游活动的主要方式。此外，由千瓜行研推出的《2024十大生活趋势洞察报告（小红书平台）》指出，“精神远方”和“慢生活症候”是当下的重要趋势，当下年轻人更加关注“城市即目的地”的理念，“生活区兴起、自然景区退却”成为典型特征。与此同时，“慢生活”理念持续扩散，现代城市群体在高强度压力环境下展现出对“放慢脚步”与寻找生活平衡的更强诉求。慢节奏的散步、轻运动、书店阅读、社区咖啡、夜间漫游、邻里绿地停留等轻量级活动迅速成为主流休闲方式。整体来看，无论是旅游消费结构的改变还是社交媒体趋势中不断凸显的生活方式转向，都体现着当代城市居民的旅游行为正在深度嵌入日常生活，传统“节假日集中式出游”向“日常化、即时化、生活化参与”持续转变，这已成为城市休闲化的重要现实图景。
　　其次，旅游休闲活动呈现明显的近域化倾向。旅游休闲活动的重力中心正加速向社区基底回归，“近场高频”取代“远场低频”成为居民旅游休闲的主流范式，居民更倾向在1~3公里生活圈内完成旅游休闲活动。由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4中国休闲发展年度报告》指出，选择距家3公里范围内进行休闲活动的占比超过八成。同时，北京市公园春节8天共接待游客404.56万人次，同比增长141.32%，说明大量旅游休闲活动发生在家附近的公园和社区绿地。此外，Citywalk形式的大量出现，使居民的休闲不再依赖单一目的地，而是围绕近域路线展开，沿河漫步、街区探索、绿道串联、小众景点探访等成为普遍的休闲方式，使许多普通街巷、社区角落成为新的休闲热点。
　　（二）供给侧：旅游休闲空间小尺度化、生活圈化
　　从供给端来看，城市休闲化的主要表现集中在两个方面：公共空间供给结构的调整和慢行系统的完善。
　　近年来，各城市大规模推进“微更新”，使大量口袋公园、社区绿地、街角开放空间得以改造和落地，形成数量庞大的生活圈级休闲节点。例如，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近三年来累计新增的小型公共空间均达百余处，显著提升了居民步行可达的休闲空间密度。其次，依托于休闲空间密度的提高，城市文化供给呈现明显的“分布式”特征，正在从传统大场馆向街区、社区、商业综合体及开放公共空间全面延伸。以上海为例，2024年全市商业演出达到57238场，吸引观众2545万人次，票房收入51.7亿元。同时，各类公共文化空间举办文化活动2500余场，服务市民和游客近2000万人次。此外，2024年累计培育“家门口的好去处”205个，演艺新空间100家、美术新空间30家。这些数据表明，城市文化供给正从集中于大型文化场馆，逐步转向分布于社区、街区和公共空间的多元文化网络。
　　此外，城市慢行系统的连通性增强，使旅游休闲路径更加完整。各地滨水步道、城市绿道与特色街巷相继贯通，形成适宜散步、骑行与漫游的开放网络。以上海为例，“一江一河”滨水区贯通里程已超过100公里，2024年度到访群众超过1.68亿人次，滨水慢行空间已成为市民与游客日常休闲的高频场景。与此同时，成都天府绿道总里程突破7000公里，2025年端午3天假期，全市公园和绿道共接待市民游客137.41万人次，骑行人口规模突破200万、日均共享单车骑行量超过220万人次。城市慢行系统正在从“景观工程”转变为支撑城市日常休闲与生活方式变迁的关键基础设施，使居民得以在城市内部形成连续的休闲体验路径，显著拓展了休闲活动的空间边界。
　　三、城市休闲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上述趋势背后，并非只是消费偏好的偶然变化，而是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空间治理与数字技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宏观环境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新阶段，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居民消费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享受型；从政策层面看，城市建设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生活圈理念与城市更新政策推动大量小尺度公共空间投入使用；从技术与媒介看，数字平台重构了休闲信息的获取与扩散方式，放大了城市日常空间的休闲功能。总体而言，当前城市休闲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人口与社会结构演变、经济与消费结构升级、城市空间与治理政策调整以及数字技术与媒介生态变迁四个方面。
　　（一）人口与社会结构演变
　　首先，人口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为城市休闲化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一方面，城镇化率持续提高，城市成为绝大多数居民生活与工作的主空间。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城市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城市居民对就近休闲、社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需求愈发突出。另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居民在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对健康、情绪、关系、审美等高层次需求更加重视，休闲被越来越多地视为“维持生活品质的基本要素”。
　　从时间结构看，全国时间利用调查表明，居民花在“个人自由支配活动”上的平均时间超过3小时/日，绝大多数人每天都会参与一定程度的自由支配活动，这为日常化、碎片化休闲提供了稳定的时间基础。与此同时，工作压力与生活不确定性增强，使“情绪调适”“压力释放”“身心平衡”成为居民重要诉求，以散步、轻运动、城市漫游、逛书店、参与小型文化活动等方式进行“轻休闲”“微度假”，成为许多城市居民的常态选择。人口结构中老年群体占比的提高，也推动近距离、低强度、高可达性的休闲空间需求进一步上升。
　　总体来看，人口向城市集聚、居民收入结构改善、闲暇时间相对稳定，再叠加对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关注，使日常化、低门槛的休闲活动成为“刚性需求”，为城市休闲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经济与消费结构升级
　　经济与消费结构的升级，为城市休闲化供了持续的市场动力。近年来，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文化、旅游、体育、娱乐等服务消费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板块。在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中，休闲逐渐从可有可无的附属消费，转变为居民维持生活品质、表达自我认同的重要消费领域。
　　从旅游与文化服务的宏观数据来看，国内旅游人次与旅游总花费在疫情后快速恢复并持续增长，夜间经济、周末经济、城市微度假等新型休闲消费形态日益活跃。文化和旅游部及相关行业监测数据表明，文化表演、沉浸式体验、城市市集、文博活动、夜间文旅等新业态增长较快，“文化+休闲”“美学+消费”“运动+社交”等复合型休闲产品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居民更加愿意为体验和生活方式付费，休闲消费从单次享受转向持续投入，休闲在整体消费结构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性价比+体验感”成为新消费观的重要特征，年轻群体在更加审慎消费的同时，并未减少对休闲与文化活动的投入，而是更重视体验过程、情绪价值与社交属性。这种消费观念的变化，使以Citywalk、街区体验、社区文化活动、本地运动社群等为代表的低门槛、高参与度休闲方式得到迅速扩散。经济与消费结构的升级，使休闲从边缘消费走向主流消费，从有余钱才做走向日常刚需，成为城市休闲化的重要经济驱动力。
　　（三）城市空间与治理政策调整
　　与此同时，政策层面也呈现与市场趋势高度一致的转向，中国城市发展已全面进入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阶段。
　　2023年，商务部等13部门发布《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2025年商务部等9部门出台《关于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的通知》，提出在全国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面推开生活圈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明确，要构建更加公平普惠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城市空间结构与治理方式的转型，为城市休闲化提供了关键的物质载体与制度基础。随着城市建设由大规模扩张转向精细化更新，各地普遍推动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口袋公园建设、街区微更新等工作，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15分钟生活圈、社区公园、城市绿道等逐渐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居民步行可达的公共空间供给显著增加。在这一过程当中，大量原本被忽视的“边角地”“闲置空间”“交通节点”被改造为小型公园、口袋绿地、社区广场、步道驿站等公共休闲空间，形成密度更高、尺度更小、分布更广的生活圈级休闲网络。滨水空间贯通、慢行系统完善，也使城市内部形成连续可达的漫步、骑行路径，为居民日常散步、轻运动、城市漫游提供了物理条件。这种从“景区-游客”到“生活圈-居民”的空间转向，是城市休闲化最直观的空间表现。
　　总体来看，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增量建设主导转向存量空间优化，从以规模扩张和外来游客为核心的模式，迈向以生活为中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这一转向不仅仅为城市更新创造制度条件，更为城市休闲体系的转型升级奠定基础。
　　（四）数字技术与媒介生态变迁
　　数字技术与媒介生态的深刻变革，重构了居民对城市休闲空间的认知方式和参与路径。移动互联网、地图导航、在线点评以及内容平台的普及，使居民获取休闲信息的门槛大幅降低。平台推荐、社交媒体分享、达人探店、用户评价等，极大缩短了从“看到-感兴趣-前往体验”的决策链条，使得许多原本默默无闻的城市角落、社区小店、街巷空间、微型展览迅速进入公众视野，成为新的休闲热点。以Citywalk、街区漫游、社区市集等为例，其快速扩散与短视频平台、图文平台的传播密切相关。算法推荐机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近域发现，大量“附近好去处”“本地生活”“社区活动”等内容，推动居民将休闲活动嵌入日常生活半径。同时，数字化工具也在改变公共服务与商业服务的供给方式。许多城市通过城市大数据平台、文旅云平台发布实时客流、活动信息、文化日历、夜间活动地图等，引导居民错峰出行、就近休闲。
　　数字技术不仅仅在宣传层面放大了城市日常空间的吸引力，更在组织与管理层面提升了城市休闲系统的运行效率，成为城市休闲化的重要加速器。
　　四、城市休闲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在城市休闲化不断深化的同时，各地在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和现实难题。从已有实践看，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问题与挑战。
　　（一）网红式爆发与短期化流量风险并存
　　近几年，一批城市依托社交媒体传播迅速走红，形成集中的流量高光时刻，但也面临“爆红易、长红难”的普遍困境。一方面，短期游客暴增对城市基础设施、环境承载力和社区生活造成较大压力；另一方面，部分城市在高峰期后出现热度骤降、口碑反转的现象，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城市休闲品牌。以淄博烧烤为例，在流量高峰时段，当地迅速承接来自全国的游客，烧烤摊点、住宿、交通在短期内承压较大，不得不通过“预约分流、错峰引导、价格监管、志愿服务”等措施进行紧急调节。流量退潮后，面临如何将一次性热点转化为长期休闲吸引力的问题。再如部分网红打卡地，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游客和探店人群，却缺乏与之匹配的公共服务和产业支撑，导致噪声扰民、环境脏乱、租金上涨、小店更迭过快等一系列问题。这类现象反映出，在缺乏长期规划和结构性支撑的情况下，过度依赖互联网流量推动城市休闲，很容易陷入“爆红-超载-退潮-遗弃”的循环，不利于形成健康的城市休闲生态。
　　（二）游客流量挤压居民空间
　　城市休闲化应坚持“居民优先、游客共享”，但在一些热点城市与核心街区，游客流量与商业开发反而挤压了居民原有的日常生活空间，引发社区层面的反休闲化情绪。一些历史街区、老社区在景观化和商业化改造后，虽然成为热门旅游和休闲目的地，却伴随着房租上涨、生活成本增加、日常功能衰退、噪声干扰加剧、当地居民外迁等问题，居民的生活便利性和空间获得感反而下降。例如，部分城市的网红街区在周末与假日期间人流密集、店铺更新频繁，业态高度偏向餐饮、饮品和文创小店，而日常所需的菜店、便利店等基础服务机构逐步退场，使得在地居民在“自己生活的街道上”反而难以进行日常采购和安静休憩活动。城市休闲化如果忽视居住属性，很容易演变成以游客体验为中心的“被休闲化”。
　　（三）供给结构错配
　　从供给体系看，一些城市在推动休闲空间与文旅项目建设时，存在内容弱和运营跟不上的问题。一方面，部分新建的口袋公园、公共广场、线性绿道在开放初期使用率不高，缺乏与居民生活方式相匹配的活动组织和服务配套，难以形成持续的人气；另一方面，部分已经广受欢迎的滨水空间、核心公园和热门街区则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厕所、座椅、遮阳、防滑、无障碍等基础设施不足，管理与服务能力相对滞后。这种“有空间、缺内容”“有节点、缺网络”“有设施、缺运营”的结构性错配，使得城市休闲空间难以有效承接日常化、高频次的休闲需求。尤其是在工作日夜间和冬季、雨季等非传统旅游旺季时段，不少休闲空间处于空置状态，公共资源利用效率有待提高。
　　（四）部门分割与责任模糊
　　城市休闲化是一个跨部门、跨层级、跨行业的综合议题，涉及规划、住建、文旅、体育、城管、交通、公安、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但在当前的管理体制中，休闲空间和休闲活动往往分属不同部门，缺乏统一的统筹协调机制，导致各自为政、标准不一、重复审批、责任模糊等问题。例如，一些城市在推动夜间市集、街区节庆活动时，需要跨多个部门办理许可和协调事项，周期较长、程序烦琐，制约了日常性、小规模、自组织休闲活动的开展。
　　五、构建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多维路径体系
　　推动城旅融合从“景区化”走向“生活化”，关键在于构建一套以居民日常需求为导向、以生活圈空间为载体、以多元供给为支撑、以数字治理为保障的城市休闲化路径体系。坚持“居民优先、游客共享”，立足城市日常空间，通过系统性政策设计和协同治理安排，将休闲基因嵌入城市规划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与产业发展全过程，使城市既是“好生活的地方”，也是“好旅游的地方”。
　　（一）以生活圈为单元的空间重塑路径一一打造“可达、可游、可留”的城市休闲网络
　　首先，构建以“15分钟生活圈”为基础单元的休闲空间体系。在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中，将居民日常休闲需求纳入刚性约束指标，通过社区公园、口袋公园、街角广场、社区运动场地等小尺度公共空间的织补，形成步行5~15分钟可达的基础休闲网络。对既有城市存量空间开展系统盘点，对闲置地块、边角空间、桥下空间等进行功能再造，优先配置为休憩、运动、社交、亲子等多功能复合休闲空间。
　　其次，推进滨水空间、绿道与街区空间的贯通与微更新。以滨水岸线贯通、城市绿道建设和历史街区更新为抓手，打通城市内部“散步-骑行-漫游”的慢行框架，形成连续可行、可观、可玩的体验路径。对老旧街区、背街小巷实施“微更新”，在不大拆大建的前提下，通过铺装改善、界面整治、夜间照明、景观小品等提升街道空间的可停留性与安全感，使其成为市民和游客共同使用的日常休闲载体。
　　最后，建立生活圈休闲空间评估与动态优化机制。将居民满意度、空间可达性、日均使用率等指标纳入城市公共空间评估体系，定期开展生活圈休闲空间体检，对空间布局不均衡、设施利用率偏低的地区实施重点补短、功能调整和业态优化。
　　（二）以多元业态为支撑的内容创新路径一一打造“文化在场、业态复合”的休闲供给体系
　　一是推动文化、体育、旅游、商业等功能的深度耦合。支持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书店、剧场等公共文化空间与商业综合体、街区商业、夜间经济载体协同发展，鼓励“书店+咖啡+展览”“商场+剧场+市集”“公园+市集+运动”等复合业态布局，打造一批“白天是公园、夜晚是舞台、节日是市集”的多功能休闲场景。加强文化活动的日常化供给，推动小型展演、社区艺术节、创意市集、阅读活动等常态化落地于街区与社区。
　　二是培育生活方式型与社区型休闲业态。针对不同年龄和家庭结构，引导发展适配生活圈的亲子空间、社区运动中心、宠物友好空间、慢咖啡、手作工坊、邻里食堂等新型业态，满足居民日常性、就近化、小规模、多频次的休闲需求。鼓励民营文旅企业、社会组织、文化创客参与社区休闲服务供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运营补贴、空间租金优惠等方式，降低其进入社区的门槛。
　　三是完善城市节事与市集活动的空间与制度供给。在充分评估交通承载和扰民风险的基础上，为夜间市集、创意市集、运动嘉年华、街区节庆等休闲活动划定鼓励区域，通过“一区多点”的多节点布局，避免单点过度拥挤。
　　（三）以数字赋能为抓手的精细治理路径一一打造“可感知、可调度、可评估”的休闲服务体系
　　第一，建设城市休闲公共服务数字平台。依托城市大数据平台、文旅云平台，整合公园绿地、文化场馆、体育设施、步道系统等休闲资源，实现开放时间、客流情况、活动安排、交通接驳等信息的统一发布与实时更新。通过“城市休闲地图”“生活圈休闲导航”等功能，引导居民选择就近空间、错峰出行，提升公共资源使用效率。
　　第二，通过数据监测优化休闲空间管理与活动组织。利用客流监测、手机信令、热力图分析等技术，对重点街区、热门公园、滨水空间、夜间活动区域进行实时监测，建立“人流预警-分流引导-秩序维护”的联动机制，降低节假日、夜间高峰期的安全风险与拥堵程度。根据不同时间段、不同片区的客流特征，动态调整保洁、安保、交通保障和便民服务配置，实现对休闲空间的精细化管理。
　　第三，完善居民参与和数字反馈的共治机制。通过城市APP、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渠道，设置休闲空间随手拍、活动满意度评价等功能，鼓励居民实时反馈环境维护、设施完好性、活动质量情况。政府部门可将居民反馈与日常巡查、第三方评估相结合，形成问题发现-快速处置-结果反馈的闭环，提高居民对城市休闲治理的获得感与信任度。
　　（四）以居民为本位的治理协同路径一一构建“居民优先、游客共享”的城旅融合格局
　　首先，坚持“居民优先”的空间与资源配置原则。在城市休闲空间规划与文旅项目布局中，将居民日常使用需求放在优先位置，避免为追逐短期流量过度“景观化”“网红化”，挤占居民生活空间。对于旅游热点城市和历史街区，要在游客承载与居民生活质量之间寻找平衡，通过分时段开放、分区管理、预约制度等手段，兼顾旅游发展与社区宜居。
　　其次，强化部门协同与多主体参与机制。建立发改、住建、自然资源、文旅、体育、城管、公安、交通等部门的联席工作机制，将城市休闲化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更新、文旅发展、公共文化服务和体育设施布局等政策体系中统筹推进。鼓励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社会组织、企业和专业机构共同参与休闲空间的设计、运营与活动策划，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市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此外，完善城市休闲发展评价与政策激励体系。在城市高质量发展和文旅融合考核体系中，增加与城市休闲化相关的指标，如居民休闲满意度、生活圈公共空间覆盖率、文化体育设施利用率、社区活动活跃度等，引导地方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日常性、普惠性休闲基础设施与服务之中。对在城市休闲空间创新、生活方式业态培育、社区文化活动组织等方面表现突出的街区、社区和企业，给予政策试点、资金扶持、品牌推广等方面的激励，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模式。
　　（五）以试点示范为引领的模式创新路径一一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城市休闲样本
　　在具备较好公共空间基础和文旅资源的城市，选择若干典型片区（如滨水廊道、历史街区、综合性公园及周边社区等），统筹实施空间更新、业态植入、活动策划、数字治理和社区共治，形成“生活圈休闲示范区”“城市漫游示范线路”等标志性项目。同时，支持国家级新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历史文化街区、产业园区、轨道上盖社区等不同类型空间，在休闲空间营造、活动策划、业态引导和治理模式方面进行分类探索，总结适合不同城市发展阶段和空间类型的城市休闲化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26年5月11日，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文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段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