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专家认为，“十四五”时期个税改革将继续推进，综合所得范围将逐步扩大至财产、资本所得，并相应调整税率结构，比如降低45%最高边际税率。
　　 
　　上一轮个税改革让不少中低收入者税负下降，“十四五”时期个税改革仍将继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十四五”规划）称，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推进扩大综合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
　　去年11月，财政部部长刘昆撰文表示，“十四五”时期将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完善吸引境外高端人才政策体系。
　　多位财税专家对第一财经分析，“十四五”时期个税改革仍将是税制改革重头戏，在上一轮改革迈出综合税制第一步后，下一步综合所得范围会继续扩大，财产性所得、资本所得会逐步纳入。在此基础上，个税税率结构和级距会进一步调整，45%最高边际税率有望下调，税率和级距进一步优化，总体上降低中低收入者负担，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和监管力度。
　　财产、资本所得应逐步纳入综合所得
　　个税改革一大方向是调节收入分配，重在公平。2019年正式启动的个税改革首次推出了综合税制，即将以前分类征收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稿酬四项所得，统一为综合所得，并采用统一的7档超额累进税率，而非此前四项不同收入采用不同的税率，体现了公平性。
　　但与国外普遍采用大综合税制相比，中国综合所得范围相对较小，目前综合所得也仅限于劳动所得，而像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比较大的利息股息红利等资本性、财产性所得，并不包括在内。相比于劳动所得最高适用45%的边际税率，目前财产性所得和资本所得均采用20%的比例税率。
　　而要平衡劳动所得和财产所得、资本所得之间的个税税负，关键在于扩大综合所得范围，上述“十四五”规划已经明确这一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近日撰文称，在此次个税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应乘势而上，将个税综合制改革进行到底。个税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税收的公平正义。最优的税制是契合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税制。应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如将财产性所得、资本所得等纳入。
　　现行的个税制度下，对经营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以及其他所得，仍采用分类征税方式。
　　综合所得税制对征管要求相对较高，多位财税专家告诉第一财经，由于经营所得具有劳动所得性质，而且采用的也是超额累进税率，因此有望率先被纳入，改革相容易，也符合国际惯例。其他所得也可以逐步纳入。每一种纳入，都会产生影响，需要综合评估经济、社会等影响，防范因此而带来的其他风险。
　　有望降低最高边际税率，调整税率级距
　　随着综合所得范围扩大，税率结构也应进一步优化。
　　目前综合所得采取7档超额累进税率，共有3%、10%、20%、25%、30%、35%、45%七档税率，其中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42万元以上，相应适用后三档税率，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96万元的部分，才适用最高的45%税率。
　　中国财政学会副秘书长冯俏彬告诉第一财经，目前45%边际税率过高问题比较受关注，部分人士呼吁降低45%最高边际税率，有的认为降低到35%左右，甚至还有人建议降至25%。
　　“我也认同降低45%最高边际税率，但应该慎重，可以适度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因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整个收入分配可能更加倾向资本和技术，未来仍需要个税发挥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可以对税率采取小步快调，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冯俏彬说。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目前个税税率结构不合理，综合所得最高税率适当下调，适用收入宜提高，以更好地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另外税率可以简化为三档。
　　“目前个税税率结构设计不够科学合理，影响了个税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下一步改革应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负，加大调节过高收入力度。”中国政法大学施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
　　他对第一财经表示，按照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类群体收入分布规律和分类调节原则，对每档税率的高低进行差异化设计。考虑到降低中低收入者负担和综合所得范围不断扩大，应该进一步拓宽相应的税率级距，并优化税率，比如取消45%最高边际税率，以增强个税调节收入差距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实效性。
　　2019年个税改革中，就通过扩大前三档税率级距，实质上起到降低中低收入者个税税率效果，减负效果十分明显。
　　高培勇建议，在制度建设层面，应当把方向定位于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作为直接税系中最重要的税种，个税改革应以对中低收入阶层减税，对高收入阶层增税为取向。一减一增之间中，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
　　他认为，下一步个税要完善吸引境外高端人才政策体系，如下调45%的最高边际税率等。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曾建议，个税最高边际税率可从45%降到33%。
　　“十四五”规划称，要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和监管。
　　除了个税税率结构继续优化之外，专项附加扣除制度也将进一步完善。
　　考虑到个人或家庭实际支出负担不同，2019年个税改革引入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以及赡养老人6项专项附加扣除，这进一步减轻了纳税人负担，也让税制更加公平。
　　多位财税专家表示，下一步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进行动态调整，比如适当增加住房租金扣除标准，考虑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据实扣除等。
　　（第一财经网2021-03-18，陈益刊）
　　 
　　#阅读延伸# 比个税起征点更重要的是扣除制度
　　核心提示：把起征点提得很高，不合适也没必要。但可以适度地逐年提高，也可以分地区实施。更重要的是，个税扣除制度可以做得更细致、更合理、更人性化。
　　 
　　个税一直是政策热点，一些明星企业家，还发出了个税1万元、甚至3万元起征点的呼声。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的人认为，提高起征点可以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同时减少申报时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减低成本运行。
　　不过，建议把起征点提升到1万元的前提是，1万元在中国不算高收入，而是一个常见的情况。遗憾的是，这不是事实。
　　有多少人缴纳个税？
　　在2018年3月13日的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从2018年10月1日起，个税起征点从每月3500元上调至5000元，改革试行三个月来，减税约1000亿元，7000多万个税纳人的工薪所得无需再缴税。
　　这个数据没有总量，只有增减量。那么，此前中国有多少人缴纳个人所得税呢？
　　2015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指出：中国实际个税纳税人口只有2800万，占总人口不到2%。不过，2017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根据个人收入分布情况，进行了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的推算，推算结果显示，中国交个税的人数约为1.53亿人。
　　但即便采取后一数据，中国现在个税的纳税人数量为：1.53亿减去7000万，约8300万人，占整个人口比例的5.7%。
　　14亿人，只有约8300万人在缴纳个税，这个起征点，并不是很低。所以，这种情况下，贸然提升个税起征点到1万元，显然是不合适的。
　　中国人的收入分化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也就是说每个月3000元都不到。只计算城镇居民的话，人均可支配收入会更高一些，为43834元，相当于每个月3600多元。显然，中国人并没有想象中富裕。
　　收入的结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根据2021年2月统计局最新数据，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869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6443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6249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1172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0294元。
　　也就是说，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691元，而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1元，只有高收入户人均才过5000元。
　　所以，觉得月入万元稀疏平常，是一个大城市、中产、高学历的语境，并不是中国全部的真实情况。
　　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当中，农村和城市居民的消费率，即消费支出占整个收入的比重，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来说，消费率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城市中收入最低的10%人群，农村中收入最低的20%人群，他们的消费率都接近100%，个别年份甚至超过100%。也就是说，是在借贷消费。
　　央行的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元。均值与中位数之间相差154.9万元，表明居民家庭资产分布不均，财富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家庭。
　　最低20%家庭所拥有的资产仅占全部样本家庭资产的2.6%，而总资产最高2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63.0%，最高1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为47.5%。也就是说，前10%的家庭占了中国家庭总资产的一半，而最高的1%，占了中国全部家庭资产的17.1%。
　　虽然，这个数据比美国前1%家庭占全部家庭净资产的38.6%，要均衡一些，但仍然意味着财富需要进一步均衡。
　　所以，通过税收的方式，进行二次分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这对于促进消费，提升社会公平，都是有必要的。
　　起征点可以多样化
　　当然，贸然提升至1万元不合理，并不等于说，起征点不可以调整。
　　中国的个税起征点，经过多次调整。2006年以前为800元，2006年调整到1600元，2008年调整到2500元，仅仅三年之后，2011年又调整到3500元，2018年又再次调整到5000元。
　　上一次调整已经是3年前了。这三年，不管是人均收入，还是物价指数，都在上升。个税起征点，不妨制度化、科学化地与这类指标进行动态化挂钩，逐年提升。实际上，在个税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与地区，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已经与CPI涨幅等经济指标挂钩，实现指数化、动态化调整。
　　另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地区。
　　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十大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杭州、南京、宁波、厦门和无锡。其中，前7个城市人均收入超过了6万元。上海是唯一一个突破7万元大关的，达72232元。这些城市，主要位于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三大经济圈。这其中，长三角优势突出，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南京、无锡都在长三角。
　　一线城市仍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一线城市的优势来自于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以及互联网、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收入行业。此外，一线城市的总部经济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但相比之下，中国的低收入地区，数字就不那么好看了。甘肃、西藏、贵州、青海这些地方，人均可支配收入才2万元。可谓差距悬殊。所以，在北上广深月收入5000元，与在西部县城收入5000元，它的实际购买力是有很大差别的。更何况，还有房价差别。所以，根据地区制订不同的起征点，是合理的。
　　3月5日下午，辽宁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提出，“在不改变个人所得税税制和税负前提下，给予东北地区按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50%计征的优惠政策”。
　　作为副省长提出的建议，自然有其专业性，值得重视。在我看来，这个建议不错，有好处，也可操作，从个税的逻辑上也是成立的。
　　由此，还会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提出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县域竞争”，又称“地方政府竞争”。地方降低税率，有利于吸引人才、资金，从而振兴当地经济。这就会引发各地竞争。
　　美国也存在激烈的州际税收竞争，美国各州税率不一样，以此吸引人才、企业。当然，考虑到个税是央地分享的税种，所以，背后的技术性操作还是很复杂的。
　　比起征点更重要的是扣除制度
　　人的实际负担，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同样收入的人，一个人只需要养活自己就行，另一个还需要养老人、孩子。他们的负担是不一样的，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相差也很大。
　　李克强总理曾在记者会上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这个数据，就是收入除以家庭成员数。很多人觉得这个数字很低，其实，也未必。比如夫妻两人上班，两个孩子，两位老人，但没工作没有退休金。那么，夫妻两人，1个月收入1万元，除以6人，也才1500多元。所以，总收入很重要，但除法威力更大。
　　所以，提高个税起征点，不如完善现行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法规，让个税制度更加公平。
　　目前的扣除项目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这些扣除项目，针对当下中国老百姓的一些开支大头，进行扣除，达到了降税、减轻老百姓负担、藏富于民、刺激内需的目的。
　　但这些扣除项目还可以进一步完善。比如，现在对于子女的养育，只针对教育进行扣除，考虑到现在育儿成本的多方面性，以及对生育意愿的促进，不妨力度更大一些。比如，国家鼓励生育二胎，那么，养育第二个孩子的费用，是否可以做更大力度的扣除，从生下来就开始，而不仅仅是从教育开始。
　　再比如，纳税人发生的大病医疗支出只能由纳税人本人扣除，也就是说，仅当本人患上大病之后才能扣除。这种方式，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确有改善的空间。
　　在职的人不幸罹患大病后，劳动力丧失或部分丧失，企业会依法终止合同。这是合法的，而员工，连纳税的资格也没有了，也就谈不上扣除。这个时候，针对本人大病的扣除，实际意义就降低了。
　　此外，赡养60岁（含）以上的父母，以及其他法定的赡养支出，是可以进行专项扣除的。但遇到老人生病，则这种惠民政策几乎不能发生作用。患上癌症的老人，由于往往已经退休，不缴纳个税，所以，其本人不能享受到大病医疗支出的个税扣除。对子女来说，平时赡养老人开支不大，在交税的时候可以扣除，反而老人患病，开支陡增时，却无法享受扣除。
　　同样的，纳税人的子女在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相关支出也可以扣除。但是，如果子女患上大病，由于未成年人不会交个税，所以，未成年人本人也是无法办个税的医疗专项扣除的。而且，理论上，因患病休学，就没有教育开支这一项，父母连子女教育专项扣除的资格也没了。所以，这不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成了雪中送冰了。
　　中国人应对大病，往往都是全家一起承担，所以，大病扣除，应当扩展到直系亲属，这更符合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
　　所以，把起征点提得很高，不合适，也没必要。但可以适度地逐年提高，也可以分地区实施。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发达的信息技术的条件下，个税扣除制度，可以做得更细致、更合理、更人性化。
　　（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2021-03-22，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