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把促进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推动以增长扩就业、以就业促增长的高效互动。这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计。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当前，促进经济增长，扩大消费是基础，稳定信心是关键。而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既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提高居民收入、扩大社会消费的基本途径，还是提振市场信心的重要基础，起着一举多得的作用。要把促进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推动以增长扩就业、以就业促增长的高效互动。这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计。
　　发展就业友好型产业，增强产业发展与就业发展高效互动
　　发展是就业之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然催生新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进而对就业需求、就业结构、就业技能产生深刻影响。要系统认识和准确把握当前就业扩容提质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统筹推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在加快动能转换中全面合理地扩大三次产业的就业容量，进一步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就业协同性。
　　第一，持续释放新产业的就业吸纳潜力。新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新技术、新模式的广泛应用，将引起一些传统就业机会的消失，一定程度上加剧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但同时也会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许多新产业将成为新的就业增长点。仅“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这一新职业便可带动30万—50万人次就业，而应用型人工智能技术行业则可以达到百万级别的就业需求。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和劳动者技能素质不断提升，新产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将越来越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带动高素质人才需求的突破性增长，未来产业将为高技能、强专才劳动力提供更多全新的职业发展机会，即使一些相对成熟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也仍是高技能、高薪资就业岗位的稳定来源。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仅是就业扩容的需要，更是就业提质的强劲动力。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聚集融合，推动新产业加速发展演化、分工细化，持续化拓展就业空间，规模化提升就业容量，使新产业发展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
　　第二，稳定制造业的就业“压舱石”作用。制造业不仅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就业提质扩容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前，制造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超过20%，预计到2025年制造业所需就业岗位将达到约1.5亿。近些年，制造业就业比重有所下降，2013—2022年下降近8%。随着新技术替代劳动力、生产要素成本提升，叠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等复杂因素，传统制造业发展和就业可能面临巨大压力。但是制造业就业容量和就业潜力仍不容忽视，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是吸纳城镇就业人员就业的“大户”，特别是在吸纳普通劳动力就业上优势比较明显，也是当前稳就业的重要领域。大批外贸加工型制造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对就业能力较弱、就业渠道较窄的就业群体，具有较强的包容力。电子设备制造、汽车制造等多种制造行业在数字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过程中依旧会释放出质高、量多、面广的就业机会。要紧扣传统产业的就业特点和优势，推动一些有发展前途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能密集、劳动密集复合型转型，缓冲“数智换人”导致的去人工化效应，最大限度获取“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带来的高质量岗位创造、技能劳动者收入增长等数字红利。
　　第三，丰富服务业多样化就业吸纳渠道。服务业量大面广，是就业的“基本盘”。2023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为48.1%，超过农业（22.8%）和第二产业（29.1%）。生活性服务业作为最稳定的就业“蓄水池”，在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新的就业需求进一步凸显，有望开拓形成就业的第二增长曲线。最突出的是养老、托幼等家庭服务业蕴藏着巨大的就业新需求。老年护理人员存在超过4000万的缺口，“家庭送托难”“机构收托不足”等结构性失衡问题亟待解决。针对当前的结构性矛盾，加强养老和托幼公共服务，发展银发经济和亲子经济，既培育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又拓展扩大新的就业空间。同时，当前社会消费周期更迭和消费分化进一步发展，呈现智能化、体验化、精细化、个性化等新趋势，这将衍生出许多经济新业态，产生大量就业新机会，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重要新领域。生产性服务业也是就业容量巨大的一个重要领域，要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人力资源型服务业和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服务等前瞻性服务业，不断激发就业潜力、挖掘就业机会。
　　强化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增强市场主体发展与就业发展高效互动
　　企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就业的最大提供者。大企业促进就业的作用不可或缺，中小微企业促进就业的量大面广优势更加凸显。中小微企业创造了全社会近80%的就业岗位和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且在中小微企业就业的中低收入者比例较高，消费的收入弹性高，就业收入增加对扩大消费的推动效应更明显，这对当前促进经济增长尤为重要。推动就业提质扩容，必须“抓大不放小”，千方百计帮助中小微企业拓展融资空间、市场空间、赋能空间，营造更加有利的发展条件和营商环境。
　　第一，高度重视“经营难”问题。这是当前中小微企业最大的难题之一，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需求侧的销路窄。一些行业整体收缩，市场需求疲软，市场渠道有限，不少中小微企业面临产品同质化严重、品牌力不足、渠道效率低下等多重困境。二是供给侧的成本高。据有关调查，经营成本和税费压力有所上升，成本压力较大的小微企业近六成采取了减少员工数量、降低工资等降本增效举措。解决这一难题，当前至少可采取两方面针对性措施：一是帮助拓展产品市场，支持大中小企业共同建立更加广泛且紧密的协作联盟，实现上下游产品更加高效快捷的市场连通，同时支持中小微企业参加政府采购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行动。二是进一步推进和落实更具针对性、有效性的减税降费，实施就业友好型重点企业用工保障行动，切实减轻中小微企业的税费负担。
　　第二，有力缓解“融资难”问题。融资难、融资贵是制约中小微企业扩大再生产和吸纳就业的长期难题。样本调查显示，2022年以来，小微企业利润率长期徘徊于4%—5%，收益率远低于8.3%的机构融资利率，“融资成本高”是覆盖面最大的融资阻碍因素。融资难主要来源于融资渠道有限、融资方式传统、内源性融资不足、缺乏抵押物导致的外源性融资难度大等。需要创新政策支持制度，适度放宽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容忍标准，将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作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指标，将贷款支持中小微企业实绩纳入银行等金融机构绩效考核体系，激发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的积极性。需要创新金融机构产品支持体系，提供与中小微企业需求相适应的金融产品，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创新担保质押评价体系，真正把中小微企业金融支持落到细处、取得实效。
　　第三，切实关注数智化“赋能难”问题。当前，线上销售规模不断扩大，对中小微企业经营管理数智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中小微企业规模小、资产轻、生存发展期相对较短，单个企业数字化转型却面临人才缺、成本高等客观困难，严重制约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目前60%以上的转型企业仍处于单点尝试和局部建设等早期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率仅约6%。建立完善供给外包的支持机制，降低研发、设施建设维护、技术人员等中小微企业数智化改造成本。针对共性需求，建设更多、更便捷、更实用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鼓励中小微企业将数据、架构和系统向通用平台迁移。针对个性化需求，支持数字化服务提供商积极开发面向各行业的专业化服务“菜单”，面向不同行业企业提供“小、快、轻、准”的定制型、模块型解决方案，形成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中小微企业经营能力，稳定和扩大就业空间的多赢格局。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增强创业与就业高效互动
　　创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就业之源。创业带动就业具有倍增效应，平均1人创业可带动3人就业。当前，迫切需要更多的创业来坚定市场信心，增强经济活力，增加就业机会。重点围绕青年群体、返乡创业群体、再创业群体等，完善创业带动就业保障制度，优化创业服务，提升创业质量，进一步放大创业对就业的倍增效应和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
　　第一，继续鼓励大学生创业。创业已成为大学生就业的重要路径。但我国大学生创业率不到年均毕业人数的1%，远低于美国的20%—30%，且近年来出现数量减少、年龄前移、学历下降等趋势。大学生创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关键是要解决大学生创业普遍存在的缺资金、缺经验、缺平台等突出问题。一方面，要支持孵化器、加速器等提升服务能级、提供共性服务设施、提高服务质量，探索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科研设施、教育培训资源等向创业者的开放机制，发展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另一方面，要制定更加有效的创业支持分类分项政策，细化场地支持、租金减免、税收优惠、创业补贴等措施，深化贷款对象范围、贷款申请条件、贷款额度上限、创业贷款担保等新措施，进一步降低创业成本。
　　第二，鼓励回乡创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返乡创业，增加农民就地非农就业机会，增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动能。2012—2022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到1220万，2018—2022年本科生返乡比例提升4%左右。当前，回乡创业规模仍在扩大发展，但多数回乡创业人员被缺少资金、技术指导、营销渠道等难题所困扰。进一步推动回乡创业，重点是要改善乡村营商环境和人才发展环境。健全人才引进政策体系，鼓励返乡人员发展富民项目，出台针对性强的工商登记、项目审批、技能培训、土地、税费、融资等专项扶持政策，支持发展生态农业、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三产融通”新业态，培育一大批新时代“田秀才”“新农人”和“乡创客”。
　　第三，鼓励在职在编人员再创业。近年来，多地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在职在编人员离岗创业。特别是科研院所、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通常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积累，再创业将有利于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从而带动一地经济发展和就业扩容。挑战主要是对市场需求和动态的生疏、高昂的沉没成本、匮乏的渠道和信息等。鉴于此，支持在职人员“下海”施展抱负，既要留有“退路”，又要降低“试错”成本。可探索保留人事关系、社保、职业年金等待遇，鼓励企业挂职、参与项目合作、兼职或在职创办企业，促进不同创新主体协同，有效打通产学研成果的转化路径，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增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高效互动
　　我国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且供给和需求失配错配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这不仅关系到劳动者实现就业的可能性，也关系到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深度和厚度。为化解企业“用工难”与群众“就业难”并存的矛盾，需要全面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加快形成规模充裕、结构合理、分布优化的现代化高素质人力储备，立足产业实际需求，优化学校教育体系和就业技能实训体系，畅通教育、人才、技术的良性循环，充分发挥产业带动就业的乘数效应。
　　第一，提高教育体系与就业市场需求的适配度。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较大的人才缺口，新型劳动者既包括高端人才，也包括技能人才，这就要求从整体教育改革维度提升劳动者就业技能，满足产业用人和经济增长的迫切需要。研究显示，当前大学生和青年技能结构与产业结构间“错位”突出，现代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均面临技能性短缺，企业最需要的理工类专业人才失配率达到5%左右，而一些低门槛、通用类人文管理类毕业生就业相对困难。亟需提升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效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调整优化学科设置和专业课程体系，开设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等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专业和课程，细分并扩大理工农医等应用型专业。通过创新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对接制度，大力培育具备创新能力、技术专长和适应新产业需求的新型劳动者，推动新技术应用和新产业发展。
　　第二，完善校企联培和实训等就业培训机制。实践能力和实操技能不足是许多大学生和青年难以就业创业的普遍原因。多年来，建立了许多校企培训联盟和实训基地，取得了成效，但其中不少效果不佳，要么流于形式，要么停留于简单的企业运作了解，并未深入一线操作。问题在于校企特别是企业的积极性不够高，培训的针对性不够强，校企联通机制不够顺畅。要让联合培训和实训基地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激发企业的能动性，既要建立和落实企业主导的实训制度，又要适度加大职业培训支持力度，创新培训资金支出机制，打造专业化、市场化、开放型的高水平就业技能实训基地。
　　健全更精准、更公平的就业扶持机制，增强扩大就业与增加收入高效互动
　　就业是收入的前提、扩大消费的前提。近年来，居民需求恢复明显滞后于生产供给复苏，居民消费和信贷增长乏力，成为各种财政金融杠杆无法传导至经济内生增长提振的堵点。只有切实保障全体人民就业不断向好、收入稳定增长、形成积极预期，才能持续释放消费等内生动能，缩小经济宏观数据和微观主体之间的“温差”。
　　第一，促进重点人群就业增收。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实现就业，就能稳住就业基本盘。解决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问题，就解决了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一大难点，也能更好地保障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要完善更加有效的就业扶持政策，提升更具针对性的就业服务效能。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要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创造多样化就业机会，增强职业发展能力；坚持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就业。对大龄、残疾、较长时间失业等困难人员就业，要完善就业援助制度，合理确定、动态调整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标准，建立台账式的服务机制，构建清单化的服务模式，健全兜底帮扶体系。
　　第二，切实提高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居民劳动报酬占比偏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总体平均消费倾向，抑制了经济发展潜能的充分释放。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比较低。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长，既要实现高质量就业，高质量就业才有高水平收入，还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合理的占比才是合理的收入。要健全劳动、知识、技术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中国经济时报》2024-10-09，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王德忠；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晓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