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瞭望东方周刊》主办的“2025幸福城市论坛”在四川成都举行。
　　作为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闭门研讨会”同期在成都举办。研讨会聚集了来自沈阳、张家口、张掖等地的城市管理者，以及来自政策、学术、产业、社区、金融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会人士围绕从“中度老龄化”向“重度老龄化”演进的历史课题进行深入研讨。
　　一、“灰犀牛”的脚步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关键性变量，“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从中度走向重度的关键阶段，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窗口期。研讨会上，与会人士普遍认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这既是每个家庭的“家事”，更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国事”。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已不再是简单的民生兜底，而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一道有待解答的时代命题。
　　区域性的数据比全国平均水平更能揭示这场“银发浪潮”的来势。沈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志寰在发言中表示，沈阳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提前了10年。目前，沈阳60岁以上人口已接近234万，占总人口的30.6%，且这一数字仍在以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沈阳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徐阳进一步预测，这一比例在短期内可能突破31%，且未来10年内很难下降。这种“抢跑”的老龄化进程，使得沈阳等城市成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先行实验室”，其治理经验与教训对全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沈阳市政府的工作重心从单纯的“保基本、救急难”向“广覆盖、可持续”跨越。徐阳表示，过去的民政工作相对简单，主要是保障困难老年人的生存需求；而现在则要面向全体老年人，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目标。这一转变的难度在于，它要求从“兜底”走向“适度普惠”乃至最终的“普惠”，这不仅需要财政投入的巨大增长，更需要服务体系的全面重构。沈阳市已将“品质养老”列为四大民生工程之一，通过做实居家养老、做大社区养老、做强机构养老、做优保障要素，构建起一个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然而，面对庞大且多元的老年群体需求时，服务供给与资源配置仍面临一定压力。
　　与此同时，地处西部的张掖市和作为京津冀节点的张家口市，也呈现出各自的“银发图景”。据张掖市民政局局长李德宏介绍，这个人口仅110万的西部城市，60岁以上老人占比已达到21.7%，迈入了中度老龄化阶段。张家口作为河北省老龄化程度第一的城市，其120万老年人口中，空巢和留守老人的比例高达30%至40%。张家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白晶坦言，这里的养老服务正经历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艰难转身。这些数据足以显示，无论是繁华的都市圈，还是偏远的西部生态屏障，老龄化都是一场无差别的社会大考，它考验着每一个城市的治理智慧与财政韧性。
　　二、独特的供需关系
　　在养老方式的选择上，我国呈现出独特的9901格局（即99%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和社区养老，1%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绝大多数老年人依然选择居家或社区养老。李德宏谈到张掖的情况时表示，全市23.88万老年人中，公办养老机构床位住满也仅能容纳6000人，97%的老年人是靠居家养老完成的。他坦言，目前能为居家老人提供的服务远远不够，大多能提供的是助餐、娱乐、帮办代办等基础性服务项目；在亲情陪伴、情绪输导、精神文化生活等刚性需求上，提供普惠性个性化服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家庭结构的剧变正在瓦解传统的居家养老基础。徐阳表示，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现象突出，独生子女一代分身乏术。沈阳去年抽样调查显示，9.66万名受访老人中，空巢和独居老人达6.13万，占比63%。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石松提出，由于年轻人从事护理行业意愿比较低，为了缓解养老护理员的供给不足，建议充分发挥社区邻里的作用，尤其是想办法调动社区内低龄活力老人的积极性，通过志愿服务的方式为高龄、失能、失智老年人提供服务。比如完善志愿服务和时间储蓄体系，让他们参与为老志愿服务，并因此获得积分，等到他们高龄的时候，可以用积分来换取低龄老年人对他们的照护，形成良性循环。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崔叙建议，将社工制度与养老结合。
　　与居家养老的供不应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机构养老市场的冰火两重天。据张家口市民政局局长何振丽介绍：全市154家养老机构、1.7万张床位，入住率仅维持在50%左右。浙江省健康养老集团董事长沈国峰从国企角度分析，养老机构不赚钱的核心是租赁成本、装修改造成本、运营成本三大问题。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金中则从产业角度分析，认为当前问题在于不聚焦、不落地，建议将有限的资源通过小切口小断面去精准解决核心问题。有数据显示，跌倒已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致死的首位原因。张金中建议，通过聚焦居家适老化改造这个小切口小断面，推动形成一个产业的小赛道闭环。
　　三、银发经济的迷思与机遇
　　在讨论“银发经济”时，一个常被忽视的现象是退休群体离开劳动力市场后带来的“消费降级”。中国老龄产业协会老年宜居养生委员会主任张晋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一些“有闲有钱”的高收入群体，一旦退休便退出了主流消费市场，转而回归家庭“抱孙子”或“跳广场舞”，这种角色的转换对消费市场冲击性不小。也就是说，老年人“有钱有闲”并不必然转化为有效的市场购买力。如何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将庞大的低龄老年人口从社会负担转变为“长寿红利”，让其重新回归社会创造价值，是激活银发经济的关键一环。
　　然而，在技术供给端，我国正展现出一种超越传统路径的“弯道超车”潜力，这或许是银发经济最大的变量。张晋对比了中日两国在康复辅具产业上的消长：2018年时，日本企业还占据着展会的“C位”；但到了今年，在江西南昌举办的第43届中国国际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暨国际福祉机器博览会上，中国本土企业凭借强大的工业基础和人工智能技术已占据舞台中央。过去7年间，我国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上的积累，正在为十年后的养老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这种新质生产力的注入，使得养老服务不再仅仅是劳动密集型的苦力活，而有可能演变为技术密集型的高端服务业。
　　此外，跨区域的资源整合正在成为解决供需矛盾的一种新尝试，京津冀协同发展便是一个生动样本。张家口利用其“好山好水好空气”的生态优势，主动承接北京、天津的养老需求。据何振丽介绍，今年京津冀到张家口康养旅居的老年人达9.7万人次，许多北京老人在张家口买房定居。通过政策协同，京津冀三地已实现医养结合机构的医保异地结算，养老机构等级互认。这种“北京养老、张家口服务”的模式，不仅疏解了首都的养老压力，也为张家口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表明，银发经济的空间布局正在打破行政区划的藩篱，在更大的市场半径内寻找最优解。
　　四、破局的路径
　　推动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需要建立一套系统性、规范化且具有适应性的标准体系。成都大学副校长刘娅建议，加快推进服务设施建设、服务提供质量评价、产品认证等环节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体系建设，让发展有规可依。何振丽表示，县乡村三级养老网络的构建需进一步明确运行机制，特别是在区域中心和村级服务站的规范标准方面，需要探索建立符合基层实施、系统化的管理与服务指南，以推动养老服务体系的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
　　人才是制约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学历教育到职业认同的全链条重塑。刘娅建议，大幅提升养老从业者的社会认可度与薪酬待遇，构建从职业技能培训到系统学历教育的完整培养体系，并设立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她分享了成都大学的“健康列车”案例：该列车连续十年往返于川、滇、黔、渝等地，累计服务铁路沿线职工及群众达60万人次。学生张书韬在参与健康列车巡诊时，注意到当地居民在慢性疼痛治疗管理方面存在认知不足，返校后组建团队，深入成都市西河街道天平村、龙泉街道合龙社区等16个社区，围绕“慢性疼痛治疗管理”开展调研与科普，累计收集案例5000余份，发表SCI论文3篇。重庆市江津区四屏镇党委书记周扬认为，可鼓励专业性社会组织挖掘潜力，增加就业和见习岗位，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多层面、广渠道就业的同时，引导年轻人主动拥抱养老这一朝阳行业。
　　业内人士认为，在资金投入上，需要改变视养老为包袱的观念，将其提升到与教育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徐阳建议：相关部门参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来设定养老投入标准，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托底和政策扶持，单靠市场机制，工薪阶层将难以负担失能后的体面养老。李德宏建议改变财政的投入方式，从过去侧重于补供方，转变为补需方和补供方共同开展。北京普耐瑞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崎表示，建立可持续的财政投入机制是关键。他认为我国要在“十五五”期间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定型化，需重视基层财政的“可持续性红线”问题。
　　构建“社区+居家”的融合发展模型，需要打破部门壁垒，实现资源的协同。何振丽介绍了张家口桥西区的五社联动模式：养老+社区+物业+慈善+社区卫生站的联动模式，积极推动多元的公共治理模式。徐阳提出沈阳的做法：以社会治理的思维来推动构建社区养老，基本思路是共建共治共享，整合辖区内养老、医疗、餐饮、物业、家政、超市等资源，成立“养老服务联盟”，推动老年人就近就便享受综合性、一站式服务。沈国峰从实践角度提出“1+10+1000”模式：1个机构，能够在3至5公里范围内运营管理10个社区养老服务站点，服务1000位居家养老的老人。他表示，机构是养老服务资源的聚合点，但机构投资和运营成本高，要充分发挥辐射覆盖的功能，把居家养老延伸进去。
　　（瞭望智库(微信公众号)2025-12-18，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