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逐步推进对华的科技封锁和技术“脱钩”，其高科技出口管制在范围、强度和影响上都达到历史新高。客观看，尽管我国在众多领域实现了技术突破，但依然有许多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件对外依赖度非常高，美国的科技围堵对我国的科技创新和发展能力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在总结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概念。这一概念指向这一事实：无论从发达经济体成功的经验，还是那些长期处于中等收入的经济体的教训来说，一个经济体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
　　围绕这一概念，郑永年教授发起和统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的合作研究，产生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以“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专题，在《中国科学院院刊》发表文章。
　　文章认为，无论从供应链、产业链还是价值链等维度看，中国目前的技术大体上整体处于中等技术水平，具体情况是：缺失原创性技术，即缺少“从0到1”的技术创造；发展以应用技术为主，在“1—10”的刻度内处于“4—7”的位置而缺少“8—10”的技术水平，即在很多领域还没有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许多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件对外依赖度依然很高；中国在某些应用技术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但技术的整体水平还远未达到全方位系统性的强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国家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从世界经济史的经验来看，无论是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还是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后发国家，抑或是那些长期面临发展问题的经济体，技术升级和由此而产生的产业升级是一个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与核心。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如果无法实现技术的升级，就很难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中国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为发达经济体？通过对发达经济体及长期面临发展问题的经济体的比较分析，笔者提炼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中等技术陷阱”。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简单而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早期可以依赖技术扩散、依靠学习复制发达经济体转移出来的技术，但要实现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很难通过单纯的技术扩散来实现，一方面需要依靠培养“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有能力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升级，即从技术刻度的“4”—“7”或更低水平不断向“8”以上的水平迈进。
　　“中等技术”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就内部来说，在任何一个国家，技术总是在变化和进步的，既可以是同一种技术的迭代与进步，也可以是新技术的出现；就外部而言，“中等技术”指的是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或者国家群体的技术水平比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外部而言的含义更具有意义，因为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基本上决定了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水平。
　　尽管“中等技术陷阱”的核心是技术本身，但是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技术发明、基础科学研究、应用性技术、企业、市场、政府等各个环节。这些环节必须配合协调，共同发展，否则很难实现跨越。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经济体成功了，而另一些经济体则失败了。
　　欧美发达经济体本身的发展经验正说明了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是一个系统工程。近代以来，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先在欧洲和北美国家扩散，然后再扩散到世界各地。较之英国，德国是后发展国家，因此政府必须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扮演较之英国更为重要的角色。因此，德国就产生了“国民经济体系”的概念，而英国则没有。同理，较之英国，美国也是后发展国家，因此，在美国建国初期，包括汉密尔顿在内的一些政治家践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保护民族工业，等民族工业成长起来之后，再实行全面开放政策。
　　东亚几个发达经济体的经验也说明了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东亚，日本是第一个通过学习德国、美国技术经验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日本之后是“亚洲四小龙”。日本经济学家曾经提出“雁行模式”的概念，即“亚洲四小龙”早期发展依靠的是从日本扩散而来的技术。尽管有夸大日本角色的成分，但其对技术扩散在经济体早期发展中作用的描述是正确的。不过“雁行模式”就很难适用于中国，因为日本对中国技术出口持保守态度，中国的崛起并非对日本技术或者“亚洲四小龙”技术的应用。中国是通过对世界各地技术开放应用、改进创新，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尽管中国还处于中等技术水平，但与过去比较，中国技术水平的提升是整体性的。
　　无论是基础科学研究还是技术的应用转化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技术需要转化成产品，在市场上出售之后得到回报，否则很难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大量应用了起源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超级全球化”导致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形成了今天人们所见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包揽所有技术的整个产业链和供应链，而是只能占据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一个部分，并且努力往上爬，形成价值链竞争。
　　这一过程至少说明了两点：技术的扩散是双赢的，输出国和输入国都能够从中受益；原创性技术是等不来的，需要依靠自己创造。美国和西方国家从来没有，也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输出到中国。最发达的国家，无论是资本还是政府，都害怕其他国家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因此一旦出现竞争者，往往实行打压政策。
　　从技术升级看，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挑战。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市场基本上是向中国开放的。中国的技术现代化和全球化相向而行，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和强化。今天出现了逆全球化，其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同时对他们的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构成了挑战。因此，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高科技领域采取系统“脱钩”和“卡脖子”的做法。
　　中国又该如何破解技术围堵实现从应用性技术到原创性技术的转型呢？中国如何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技术升级，从目前“4”—“7”的水平，提升到“8”或以上水平呢？
　　在宏观层面，开放政策是关键。要对近年来所强调的“新型举国体制”作科学理解，继续实行开放政策，并且越来越开放。
　　举国体制很重要。在很大程度上，近代以来，所有强大的国家都实行了举国体制。在西方，尽管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由资本主导，但一战、二战期间的战争动员，也促成了西方国家演变成为举国体制。美国更是如此。二战之后，随着“布什报告”（即《科学：无尽的前沿》）的出台，美国政府用“国家安全”的概念找到了干预技术进步的领域和方法。今天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更是举国体制。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公开叫出了要用“全政府”和“全社会”的方法来对付中国。拜登政府以来，尽管美国没有再用这样的概念，但对中国的打压方法不仅没有变化，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把近代以来的世界科技看成“一座山”，这座山是世界所有文明、所有国家共同造就的，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阿拉伯世界的科技和西方古希腊以来的科技，都是对“这座山”的贡献。近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霸占着“这座山”。二战前，欧洲国家霸占着“这座山”，到了二战以后，转变为由美国霸占着“这座山”。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WTO）进入了世界科技“这座山”，并通过几十年的虚心学习和努力发展，在“这座山”上持续往上爬，对处于“山顶上”的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构成了竞争能力。因而美国采取“卡脖子”“系统脱钩”，不仅阻碍中国继续上行，而且要把中国赶下“这座山”。
　　面对今天美国对我国的“卡脖子”和系统“脱钩”，中国强调的是新型举国体制，它绝对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而是把大门敞开，在更开放的情境下进行举国体制式的创新。
　　那么，一个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呢？自从工业化发生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持续创新的过程，被称为“创新经济”。尽管创新涵盖制度和技术等很多方面，但核心是技术创新。一种新技术的诞生不仅催生新的产业，也促成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创新。
　　经验地看，一个国家要突破“中等技术陷阱”，要具备3个条件：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础研究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机构；一个开放的金融系统，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技术的转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和财政的支持。这3个条件必须相互配合，缺一不可。
　　*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一般由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历届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研活动大体上属于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不是资本驱动的，其活动也不是资本密集型的，而是始于对重大科学问题的使命感或好奇心。因此，各国政府为那些大学教授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提供一份体面的工资和居住环境，保证他们的学术自由。
　　*应用技术
　　应用技术和基础研究不同，应用技术的转化往往是资本或者商业驱动的，也是资本密集型的。正是因为需要大量的资本，而且充满风险，应用技术往往由企业来承担，或者由国家支持的企业来承担，例如苏联和中国的国有企业，或者日本和韩国的企业财团。发达国家许多工业实验室的直接目标就是应用技术转化。
　　*金融支持
　　金融支持同样重要。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技术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没有金融支持，这两者都难以为继。从美欧的实践看，传统金融体系较难满足创新需求，风险投资等金融体系的建设与运用非常重要。
　　就中国而言，在体制和政策层面，还需要进一步推动改革。
　　*基础科研
　　在基础研究方面，需要首先对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做一个区分。改变当前因缺乏对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的界定，导致国家的投入集中在应用技术而非基础研究。
　　界定了基础研究之后，首先要确立大学和科研机构等战略科技力量作为基础研究的主体。保障科研工作者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和充分的自由空间去追求他们的科研兴趣。行政的干预必须尽量减少，更不能用行政逻辑替代科研逻辑。此外，国家还需帮助建立基础研究所需要的实验室，提供所需要的实验设备，并将其开放使用避免重复建设。需要参照欧盟的经验，在不同区域的大学和实验室之间建立横向合作，形成基础科学研究网络。
　　其次，需要建立一个更有效的人才和思想市场。基础研究离不开人才。基础科学几乎都是科学家追求其科学兴趣的结果。同样，基础研究离不开不同文明、文化和国家的科研工作者之间的充分交流。人才对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经验事实，即从很大程度上讲，基础研究基本上就是科学家（人才）在自身内在兴趣和对科学前沿追求的动力驱使下的对科学知识与真理的探索与表达。
　　从基础研究科教系统和国际人才的吸引来说，中国应当学习新加坡等国的人才政策，在国际人才市场上找人才，找到人才之后就要想方设法加以引入。
　　同时，在确保科研思想市场方面，应当强化和国外大学的交流。美国和西方国家大多恐惧的是应用技术，而很多基础研究并没有太多的敏感性。因为基础研究大都产生于大学和研究机构，因而通过大学的交流来获得最新的科研思想无疑是最有效的。
　　此外，还需要优化目前的科研评审制度，避免很多科学家放弃其对科学兴趣的追求，转向“有用”的“应用技术”研究。
　　*应用技术
　　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转化是资本密集型的。从发达国家来看，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是企业。因为企业为了应用技术转化成功之后的经济利益，有动力承担风险。在中国，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必须是市场或者商业化导向的企业。民生经济领域可以交给民营企业，军事和战略领域则可以让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指定的民营企业进行。
　　二战以来，工业实验室体系是把基础研究转化成为应用技术的最重要的工具。因为企业是应用技术的主体，工业实验室也应当由企业来建设和运行。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建立了诸多国家级工程实验室，少数大型民营企业（例如华为）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实验室。但有些实验室还存在运行主体过于行政化、市场化不足、封闭不开放等诸多短板。
　　因此，工业实验室的市场化改革不可或缺，不能光讲投入，不讲产出。尤其是需要通过开放来提高工业实验室的有效使用率。各级政府的工业实验室之间不仅要互相开放，更要向民营企业开放以促进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向大学和有兴趣致力于应用技术的科研机构和研究者开放以实现产学研一体化。
　　*金融方面
　　中国应当建立一个双金融中心，分别以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为中心。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中心为实体经济金融稳定服务，而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中心则基于大湾区各个中心城市的“劳动分工”之上，通过融合发展构建一个可以跟华尔街竞争的金融中心。
　　可以考虑让国有资本进一步发挥风投作用。今天，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省市都有国有资本的存在，其也已开始进行各种投资活动。最近，一些地方利用国有资本存量成立了产投和科创基金，以满足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需求。与其说去控制地方国有资本，倒不如鼓励国有资本发挥一些风投功能。并且，较之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可以扮演更为广泛和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提供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可以共享的公共品方面。
　　在现阶段，国有资本或者国有资本组成的基金至少可以尝试围绕如下5个方面展开运作。
　　1.绘制世界产业技术地图。通过精准了解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和我国在世界产业地图中的位置，对产业的未来做出预判，从而帮助国家决策部门更清楚如何实现产业升级。
　　2.利用大数据等工具，预测未来产业。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可以替代老的技术，因此产业基金不仅要对今天被视为先进的产业投资，更要知晓未来可能出现的新产业。通过大数据等手段发现未来的产业可以助力国家提前占据领先位置。
　　3.和大学合作，投资于基础研究。二战以来，新技术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工作主要由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完成。因此，产业基金可以选择一些大学，并与教育系统配合来培养一群致力于追求科学兴趣的研究者。
　　4.探索中国特色风投体系，投资于应用技术的转化。探索基金作为替代系统的可能性。
　　5.投资于新兴产业。政府的产业基金向民间资本开放，吸收、包容和引领民营资本的产业投入，实现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投资新兴产业时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回报共享。
　　（瞭望智库(公众号)2024-04-03，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