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总会被反复问及这一问题：中国的“人造太阳”何时实现商用？
　　这个话题的高热度背后，是寻找“未来能源”这一重要时代命题。
　　从七部门2024年年初发布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将“未来能源”视作未来产业之一，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未来能源”，这样的升级部署意味着什么？
　　在接受采访的多位代表委员看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将“未来能源”置于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位置，既是守好能源安全底线、走好绿色转型之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抢占全球产业竞争高地的战略抉择。
　　近期，国际油价上演“极限过山车”行情，凸显出地缘政治风险正如何扰乱全球能源经济的前景。
　　“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保障能源供应稳定和韧性始终是头等大事。”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吕春祥指出，当前，全球面临化石能源终将枯竭和绿色低碳转型的问题，AI等新技术的发展带动电力需求进入爆发式增长期。谁能在“未来能源”方面走在前列，谁就能在未来发展中掌握主动权。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马永生也深有感触：“‘未来能源’不仅是能源问题，更是发展问题。”
　　那么，我国要培育的“未来能源”究竟是什么？距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
　　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北洋讲席教授杨全红看来，这一概念并非指单一能源形态，而是前沿能源技术集群。吕春祥将其特征总结为高技术、更高效、可再生、低碳或者零碳。
　　从具体赛道看，根据《实施意见》，“未来能源”这一未来产业主要聚焦核能、核聚变、氢能、生物质能等领域，涵盖新型晶硅太阳能电池、新型储能等。“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时，也点明要推动“氢能和核聚变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顶层战略的升温，离不开底层技术的突破与产业生态的进阶。
　　以氢能为例，目前，我国氢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第一；其中，绿氢年产能超22万吨、占全球总量的50%以上，电解槽等核心装备制造能力跃居世界前列。绿氢应用正从交通示范向炼化、化工、冶金等高耗能行业加快渗透。
　　被称作“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的商业化进程也在加速。我国核聚变产业“国家队引领、民企多元创新”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磁约束聚变能源研究已位于国际第一方阵。段旭如预计，2027年有望开启聚变燃烧实验研究。
　　但是，我国“未来能源”要想叩开商业化大门，还面临着科学技术、产业生态、政策标准等诸多方面的挑战。
　　未来将如何破局？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无疑是第一要务。
　　“我国从0到1的科技创新能力需要提升，从1到全产业应用也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产线自生长、自迭代的能力。”吕春祥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金彦江建议，大力实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工程，储备前瞻性和颠覆性技术。
　　段旭如透露，未来3至5年，我国在聚变技术研发方面的核心发力点，仍是围绕燃烧等离子体稳态运行等多方面攻克相关科学技术问题。同时，深化以高温超导、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技术在聚变领域的融合应用。
　　与此同时，发挥我国的巨大市场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同样至关重要。
　　以氢能为例，横亘眼前的一大挑战就是“产用鸿沟”——“产得出、送不到、用不起”。
　　“我国在全球氢能竞争中处于第一梯队，但领跑的不是技术制高点，而是市场规模和应用深度。”马永生坦言，让氢能真正流动起来、使用起来，关键是从“基础设施规模化”“应用场景工业化”“商业模式闭环化”方面破局。
　　在吉林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蹲点”半年，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电投吉林能投白山分公司电投绿能热控专家李文辉也有深刻思考：氢能产业发展瓶颈已从单一设备转向系统集成，政策标准、复合型人才等成为关键制约因素。李文辉建议，加速培育国内“绿色市场”，通过保障性电价、费用减免等政策，鼓励绿色氢基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业内人士预计，2026年，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迎来从示范探索到规模化发展的拐点。华泰证券研报显示，2030年全球绿氢需求有望达到830万吨，国内绿氢市场拥有近15倍的增长空间。绿电降本、碳价抬升和政策支持共同推动绿氢迈向平价时代。国内项目运营商、氢氨醇设备供应商、电解槽供应商有望受益。
　　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既要有加大前瞻布局的力度，也需要秉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的耐心。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
　　“‘未来能源’领域的投入，应分阶段设计、按风险分类，并建立科学评估、守住安全底线的容错机制。”杨全红建议，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需由国家长期稳定支持；中试和示范环节由政府、央企国企、地方和社会资本共同搭建应用场景；产业化阶段则应更多发挥市场和耐心资本的作用。
　　（《经济参考报》2026年3月13日，王璐、宋瑞、李紫薇、王帆）
　　 
　　全国政协委员段旭如：聚变能商业化 已形成加速态势
　　“全球近40个国家推进聚变计划，聚变能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正处于“燃烧实验”阶段，已具备开展相关实验的等离子体参数及装置运行等条件。预计2027年可开启聚变燃烧实验研究；2035年左右，将建成中国首个工程实验堆；2045年左右，预计建成我国首个商用示范堆。
　　近些年来，我国核聚变研发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装置高参数运行、长脉冲放电控制、射频负离子源中性束加热、堆芯内部件研制、聚变堆主机装配等方面的技术水平均步入国际前列。同时，依托中国环流三号，我国正积极推进燃烧等离子体实验。此外，我国已建成一批以核聚变研发基地、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等为代表的科研能力平台，并同步推进聚变工程实验堆设计研发。
　　“但是，聚变能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还需要一定时日。”段旭如直言，在科学与技术层面，亟需突破燃烧等离子体稳态运行、耐高能中子轰击及高热负荷材料等难题；在产业生态层面，需要解决产供链成熟性、经济可承受性、投资可持续性、监管可适配性等问题。
　　在他看来，未来，要促进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并深化以高温超导、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技术在聚变领域的融合应用。
　　段旭如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在等离子体运行监测、控制及不稳定性预测等研究中获得初步验证，有望解决等离子体控制难题，并在聚变堆系统研发、运维等方面具备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高温超导磁体未来对于商业聚变是很关键的技术和部件，如果在该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可以提供更强磁场，有望大幅提升等离子体性能，从而使得未来聚变堆规模更加紧凑，进而缩短建造周期、降低建造成本，加速技术迭代。
　　（《经济参考报》2026年3月13日，王璐）
　　 
　　全国政协委员杨全红：以“未来能源” 引领“十五五” 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北洋讲席教授杨全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能源”并非指单一能源形态，而是涵盖绿色氢能、核聚变能、新型储能、可再生能源、绿色燃料、生物质能，以及围绕新型电力系统形成的前沿能源技术集群。
　　杨全红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将“未来能源”置于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位置，既是应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变革的战略抉择，也是推动国内能源体系升级、筑牢能源安全底线的必然要求。
　　新型电池被纳入“十五五”规划新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的重大工程中，也是杨全红科研团队多年的重点攻关方向。他表示，电池发展将呈现多路线并行格局：液态锂电持续升级、钠离子电池加快补位、固态电池逐步突破。
　　“真正决定一条技术路线能否走远的关键，不仅在于实验室的单点突破，更在于能否贯通基础研究、工程放大、制造体系和应用场景。这既需要前瞻布局的决心，也需要尊重规律的耐心，坚持场景牵引、成熟一个落地一个，避免一哄而上。”杨全红说。
　　杨全红建议，“未来能源”的投入应分阶段设计、按风险分类。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需由国家长期稳定支持；中试和示范环节由政府、央企国企、地方和社会资本共同搭建场景；产业化阶段则应更多发挥市场和耐心资本的作用。风险分担的关键，是让不同阶段的风险由更合适的主体承担，同时，建立科学评估、守住安全底线的容错机制。
　　（《经济参考报》2026年3月13日，宋瑞、王璐）
　　 
　　全国政协委员马永生：氢能产业规模化 需三路突破
　　“作为未来产业的重要方向，‘未来能源’不仅是能源问题，更是发展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马永生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推动氢能产业规模化发展，关键是从“基础设施规模化”“应用场景工业化”“商业模式闭环化”方面破局。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氢能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第一，电解槽等核心装备制造能力跃居世界前列。
　　“我国在全球氢能竞争中处于第一梯队，但领跑的不是技术制高点，而是市场规模和应用深度。”马永生表示，未来，关键突破点有三个：
　　一是“基础设施规模化”。他认为，我国的绿氢资源主要在西部，市场在东部，氢气长输管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远滞后于大规模外送需求，需要依靠成本高昂的高压气态拖车运输，这导致储运成本占终端售价的40%以上。
　　马永生建议，将氢能管网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及国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编制国家中长期氢能管网规划，统筹布局“西氢东送”战略骨干通道。
　　二是“应用场景工业化”。他表示，氢能应用真正的“大块头”在工业领域，示范点需从“车”转向“厂”，特别是化工园区和钢铁基地。
　　三是“商业模式闭环化”。马永生认为，一方面，在技术创新方面可灵活采用“揭榜挂帅”等攻关模式，重点突破高效电解槽、规模化储运等环节的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
　　另一方面，需要赋予绿氢项目“绿色通道”。他建议，完善电氢耦合机制，保障绿氢项目配套风光的上网电量比例，明确并显著提高其消纳指标。确立氢能在电力市场中的独立储能地位，支持其参与调峰调频。加快绿氢认证与碳交易市场的衔接，使绿氢的减碳价值通过市场化手段转化为经济收益。
　　（《经济参考报》2026年3月13日，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