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内国际双循环引领新型全球化
　　 
　　目录
　　 
　　一、如何理解“双循环”？
　　（一）国际大循环与沿海发展战略的巨大成功
　　（二）国际大循环战略日益面临挑战
　　（三）供改下半场环境变化，首提“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四）疫情冲击、中美摩擦之下的变与不变
　　（五）“国民经济循环”向空间、时间维度拓展成为“双循环”
　　（六）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是强调对外开放主动性
　　二、外循环局势趋紧：美国不断对我国实施打压，多个国家被迫选边站队
　　（一）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美国酝酿已久
　　（二）美国不断加码技术施压，科技领域的博弈将是影响未来数十年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三）众多国家被迫选边站队
　　三、双循环格局下扩内需成关键，各地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怎么做？
　　（一）广东强化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通道支撑：打造“12312”海陆空现代化交通体系
　　（二）浙江双循环内外兼修：从有进有出到优进优出
　　（三）上海成为“双循环”战略链接，100多件政策出招
　　（四）江苏以高质量发展下好双循环“先手棋”
　　（五）山东抢抓机遇，深化陆海联动，共促“双循环”
　　（六）北京扩大服务业开放，加速“双循环”形成
　　四、经济内循环，30多年前日本走过，效果如何？
　　五、双循环，具体怎么做？
　　（一）立足国内大循环推动新型全球化
　　（二）美国打压之下，政府如何领导中国的产业升级？
　　（三）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县域经济如何开出新路？
　　六、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认为，新形势下，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不是简单的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应当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一、如何理解“双循环”？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通过回顾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与经济政策思路的演进来解释“双循环”这一概念。
　　（一）国际大循环与沿海发展战略的巨大成功
　　1987年10月底，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副研究员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在当年12月30日的《光明日报》，王建同志答记者问解释了国际大循环战略就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在国际市场换回外汇，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所需资金与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后所积累的资金回来支援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
　　“国际大循环”的构想很快引发了中央决策者的重视，并促成了“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1987年11月至1988年1月初，赵紫阳同志赴江苏省、福建省考察，并向邓小平呈上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邓小平对该报告做出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组织实施我国地区发展战略的决定。同年3月中旬，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讨论了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有关问题（参见李树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经济管理文摘》，2008年第11期）。
　　具体而言，“国际大循环”的构想下的“沿海发展战略”有三个要点（参见田纪云，《沿海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实施》，《炎黄春秋》，2015年3期）：第一，利用我国劳动力充裕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三资企业”。第三，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
　　在此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更快融入世界经济秩序，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产能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1992年到2011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了1.1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资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同一时期，中国从全球第12大出口国，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中国也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边缘角色，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在此基础上，中国彻底解决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双缺口”问题：外汇短缺、国民储蓄短缺。与此同时，中国也进一步从全球价值链、国际规则体系、全球金融市场等维度，深度融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到2011年11月，以国务院批准《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颁布实施为标志，我国关于沿海地区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形成了从南到北、比较完整的体系。
　　（二）国际大循环战略日益面临挑战
　　在推动形成国际大循环的过程中，两头在外、出口与投资双驱动所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出口，不但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外部压力，而且国内也面临收入分配地区差距扩大，产业升级面临瓶颈制约，生态环境出现恶化等等问题。此外，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峰值一度达到64%（2006年），国际大循环处于主导地位，外向型特征十分明显。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而言，这种经济结构十分少见。
　　在此背景下，2006年初发布的十一五规划指出，应“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2011年初发布的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指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国际大循环的思路已经逐渐发生改变，经济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侧重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外循环相协调。
　　2014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其中的两个判断指出：（1）生产要素方面，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2）出口和国际收支方面，全球总需求不振，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这意味着，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不仅面临前述日益显现的弊端，而且还面临新常态下的两大挑战：其一，人口红利减退，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时代已经过云。其二，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出口的扩大基本取决于竞争优势，而非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此后的情况是，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于2015年达到峰值，此后到2019年一直保持在相当稳定的水平。
　　不过，这一时期国际大循环为主的条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新常态判断当中也提到：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通过直接投资等渠道，中国引进高质量的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走出去的渠道，对外输出直接投资、广泛建立对外经贸联系。
　　（三）供改下半场环境变化，首提“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2015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2016年和2017年以去产能为工作重心，并提前完成大部分目标，2018年更是全部完成了去产能预设目标。从2017年末、2018年初开始，供给侧改革的重心逐步转向去杠杆、防风险。到2019年末，上述工作也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进展。
　　在此过程中，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总需求政策的平衡关系，存在颇多不同观点的讨论。有观点认为，应当保持政策定力，着力推进结构改革，同时避免大水漫灌；但也有观点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适度扩大总需求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在2016、2017年外需不断向好的情况下，扩大总需求的紧迫性有所下降，前一种观点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似乎占了上风。
　　到了2018年后期，经济环境出现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供给侧改革在去产能、去杠杆领域已经或正在取得重要进展，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短板、梗阻成为供给侧更为突出的问题。第二，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外部需求增速明显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了不确定性，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必要性上升。
　　与上述两个变化对应，经济政策思路也开始调整。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已经有相应体现，也就是明确提出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一方面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供给补短板、供求衔接的角度，这次会议强调要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具体地，“巩固”的提法，肯定了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成绩，同时也指出了供给侧改革在降成本、补短板方面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另外，从“畅通”角度出发，这次会议也特别强调了打通经济循环，会议通稿指出，“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虽然只提及“国民经济循环”，不过从具体表述来看还是聚焦在国内经济循环方面。
　　另一方面，从扩大总需求的角度，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也第二次提出了“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首次提出是在当时一周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具体地，会议强调了增强消费能力、发挥投资关键作用。
　　2019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基本沿续了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思路，再次强调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且从“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消费稳定增长”、“合理扩大有效投资”等角度，再次指出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在2019年初，“强大国内市场”的提法也一度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和讨论。
　　此后，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中，去杠杆的色彩悄然淡出、暂告一段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正式将转向了“补短板、强弱项”。会议内容从民生补短板、基建补短板、产业升级补短板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将“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与供给侧改革的“补短板”互相衔接起来，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出了具体政策抓手。
　　从前述政策思路的演进来看，在2018年后期到2019年，在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强大国内市场”从需求端对“供给侧改革”的提法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同时，供给侧改革本身的内容更多转向“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延续，并且兼顾了供给、需求两个方面。
　　（四）疫情冲击、中美摩擦之下的变与不变
　　2020年之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思路，其对应的主要是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2020年初以来，疫情的爆发、中美关系紧张升级，进一步对外部需求、国际供应链带来了双重冲击。“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上的视角也随之发生了重要调整。
　　2020年初疫情爆发，2020年2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边部署疫情防控，一边统筹推动复工复产。当时的人流、物流、资金流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这次会议提出的“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已经超出供给侧改革的范畴，成为一个具有突出重要性的紧急任务。
　　之后，疫情在全球更大范围、更长时间蔓延，3月中下旬也开始在美国蔓延。由于各种原因，同期中美关系紧张程度明显上升，并且也对我国产业链的稳定带来了新的、更大程度的冲击。4月之后，美国商务部宣布了新的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条例（EAR），并且升级了对华为的制裁，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美国境外设计和制造半导体。美国工业安全局进一步扩大针对中国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5月，美国政府发布《对华战略报告》，宣布将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采取对华竞争的方针。6月，随着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推进，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华出口管制。同时，国际环境也在更大范围发生着变化。在此基础上，供给侧改革中补短板的外延，也从民生补短板、基建补短板、产业升级补短板三个方面，进一步扩展到了产业链安全视角的补短板。
　　总体上来看，疫情和中美关系紧张，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思路在国内、外空间上进行区别：其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而且，由于疫情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冲击也将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其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中国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其三，我国经济面临较大压力，但是国内基本盘总体稳定。“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上述三点，正是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委员时所进行的详细阐述。
　　（五）“国民经济循环”向空间、时间维度拓展成为“双循环”
　　需要说明的是，前述几点论述表明，关于中国经济面临主要挑战的判断，从2020年之前的“体制性、结构性、周期性问题”，又进一步加上了疫情的全球冲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些分析揭示了当下的“变”——外部环境重大变化，以及“不变”——国内基本盘保持稳定。这就使得“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落脚点，具有了国内、国际的空间区分，同时也有了国内、国际重心的区分。正是在这次会议首次公开指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与上述背景一致，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基于供给、需求视角首次提出了“双循环”概念：“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与企业家座谈，进一步明确指出以下三点：第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第二，“国内循环为主，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第三，“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次会议上强调的“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也可以视为“内循环为主”另一种形式的概括。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了“双循环”的政策思路。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不是一项短期考虑，而是“从持久战的角度的认识”。至此，“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空间上拓展到了“双循环”，在时间上拓展到了持久、中长期的视角。这也意味着，“双循环”将成为中长期经济政策的总体指导思路，尤其将对十四五期间的经济工作部署产生重要影响。回顾1980年代末，“从国内循环转向国际大循环”构想推动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落地，那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也将在经济的空间布局上具有重要的含义。
　　（六）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是强调对外开放主动性
　　回顾2020年5月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步伐仍在加快。5月《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正式发布，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今年已经或还将分步取消期货、基金、证券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在5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也专门指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并在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与此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推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及推进RCEP协定的正式签署。
　　不过另一方面，外部环境正在变得“更加不稳定不确定”——供给端的国外供应链不稳定，需求端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陷入深入衰退。这些都将使得我国的国际经济循环面临冲击，对外开放的效果受到影响，甚至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面临被动局面。
　　而从国内来看，尽管同样受到疫情冲击，但经济基本盘未变、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国内经济政策仍大有可为。但是国内也存在突出的结构问题，需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其中，效率更多对应于生产环节、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公平更多对应于分配环节，公平分配将使得生产、消费更加畅通循环。
　　在对外开放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边际收益减弱的情况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国内改革、打通内部经济循环将成为下一阶段的政策重心。外面刮风下雨，唯有“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当中，“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从而“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增强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的韧性和主动性，进而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改革开放40余年中，我国对外国市场开拓有余，而对国内市场建设不足。如果说，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对外开放，那么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将促使我们更多反思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倒逼国内改革加速。事实上，对外开放当中面临的很多困难和障碍，其根本制约因素也往往来自于国内的体制和机制问题。目前，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唯有打通国内大循环，才能够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二、外循环局势趋紧：美国不断对我国实施打压，多个国家被迫选边站队
　　（一）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美国酝酿已久
　　8月6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布“清网计划”倡议，倡议内容涉及app、云端、运营商等领域，并点名BAT三巨头。同一天，特朗普总统还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国家紧急状态法》等法案，专门针对TikTok（海外版抖音）和微信分别发布行政令，要求45天后禁止美国人和美国企业、机构等，与TikTok、微信及其母公司的交易。请注意，这里用的是“交易”，也就是第一步会限制交易行为，不是全部功能禁用，更不是APP的卸载。
　　行政令声称，TikTok和微信获取美国人信息并进行信息审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TikTok和微信是广受欢迎的手机app。其中，TikTok在全球范围内被下载超过10亿次，在美国的下载量超过1.75亿次；微信的全球用户也超过十亿，其中包括美国用户。特别是微信，现已成为海外华人与国内亲朋联络的主要工具。行政令后，TikTok和微信的母公司及子公司业务会受影响，广大海外用户也会受较大影响。
　　对中国BAT等网络科技公司实施制裁，美国其实已经考虑很久了。
　　2019年9月11日，美国国际安全和防扩散局助理国务卿ChristopherFord发表演讲时就称：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中兴通讯、华为等中国的科技大公司已经或可能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BAT公司是华为的‘兄弟公司’”……暗指美国可能以国家安全为由，扩大审查中国公司的范围。
　　2019年10月23日，美国参议员致信美国国家情报局，要求对TikTok进行国家安全风险评估。2019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和运输安全管理局已经禁止联邦政府的设备使用TikTok。
　　此外，微信问题在2019年也受到关注。2019年7月31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等人发表文章，剑指微信的影响，建议相关部门应对其进行调查。
　　制裁措施对企业的影响更大。
　　自2018年以来，美国动用全政府策略，对中国实施遏制、打压。从贸易战，到针对高科技企业的出口管制，以经济制裁为威胁粗暴干涉我涉港、涉疆内政，这次又对BAT公司下手，使海外华人与国内联系“阻断”……一步步将中美关系拖入“脱钩”的现实。
　　今年1月，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贸易战有所缓和，而针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措施不断升级，从“出”（加强出口管制；施压联邦退休基金不再投资中国公司）和“入”（如禁止使用华为产品、对进口电力设备启动232调查；投资审查）两端截赌中国企业，并施压盟友对中国企业实施联合“围堵”。
　　对比关税和其他限制措施：（1）关税波及企业多，但只是增加成本。长期来看，一些企业可以将这个成本消化掉；从结果来看，贸易战并没有导致大量企业撤离中国。（2）出口管制会直接导致中国企业的关键零部件断供，造成纳入实体清单企业无法获得美国相关技术。（3）如果美国动用经济制裁、金融制裁，就会造成企业或个人海外交易的阻断。（4）投资审查和其他限制措施，直接影响企业的某些业务。如8月6日美国针对TikTok和微信的行政令。
　　（二）美国不断加码技术施压，科技领域的博弈将是影响未来数十年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学者赵明昊罗列了多位美国政府官员的看法，认为科技领域的博弈将是影响未来数十年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美国东部时间8月27日晚，特朗普在白宫发表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讲，表示若连任他要让美国在5G等技术领域赢得优势地位，并实现人类登陆火星的梦想。这些有关科技创新的目标在近日公布的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纲中也可以看到。
　　民主党这边，总统候选人拜登对“技术竞争”也十分重视，在其7月9日发表的有关经济政策的讲话中，他提出如果胜选，将在未来4年向通讯、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技术领域投入3000亿美元。
　　特朗普和拜登虽然政见不同，且毫不留情地互相攻击，但是他们在“技术竞争”问题上显然是有共识的。可以说，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科技领域的最大竞争对手，在近期针对中国扩大“实体清单”、制定中国涉军企业名单、强化对华为制裁、封禁TikTok和微信等诸多政策操作的背后，美国确保“技术领导地位”的攻防力度显著增强。
　　1.疫情深化“技术竞争”
　　新冠肺炎疫情让不断升温的中美“技术竞争”变得更加突出。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大卫•布雷（David Bray）等人认为，疫情凸显了5G、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重要作用，当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美中旗鼓相当，在5G、量子通信领域中国占优势，半导体、自动驾驶等领域则是美国领先。后疫情时期，随着更多国家加快数字化转型和生产自动化，他们建议美国进一步强化针对中国的“技术战”。
　　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中国政府推出以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基建”计划。美方认为，在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有利条件下，中国的科技实力将进一步上升，相应在全球科技标准和规则领域的影响力也会更趋增强。
　　对特朗普政府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托伯格（Thomas J . Duesterberg）称，疫情促使中国在主导国际技术标准和规则方面加大努力，未来数年，中国将会利用疫情给美欧企业造成的困境，借助“一带一路”等平台，推广华为公司等中国企业大量掌握的“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s- Essential Patents），进而扩大中国对于国际技术标准和规则的主导力。
　　而在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讲座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高级研究员乔纳森•希尔曼（Jonathan Hillman）看来，疫情使很多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陷入经济困境，不得不在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进一步寻求中国的支持，而中国也会通过扩展5G建设等方式与美国争夺对“全球技术制高点的控制”。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美方人士试图用意识形态话语为“技术竞争”提供新的叙事逻辑。比如乔治城大学学者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right）称，中国在防控疫情过程中大量使用高科技手段，大规模采集和分析私人数据，对特定人群进行定位跟踪，利用5G网络、人工智能、北斗系统等先进技术加大对社会的监控力度。
　　再比如，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高级研究员布克劳德•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提出，5G技术变革不仅涉及经济政策挑战，还涉及深层次的技术、战略和安全决策，美国政府需要发挥领导力以建立国际联盟，确保5G技术在未来不会成为“全球威权体制的牺牲品”。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加码对华技术封控，从硬件、软件和科技人员交流等方面多管齐下，以所谓“威胁国家安全”、“侵犯人权”为由，对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进行制裁。
　　一方面，美国商务部强化出口管制规定，不断扩大“实体清单”，打压参与“军民融合”战略的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其对华为公司的封杀可谓毫不留情，基本掐断了华为公司从其他国家和渠道获取芯片等先进技术产品的途径。在5G等被美国视为“必争必赢”的技术领域，“点杀”华为，打压中国国内信息通讯技术（ICT）和研发能力，被认为是确保美国绝对优势的题中之义。
　　另一方面，美国加快构建“新型公私伙伴关系”，更加注重推动企业和研究机构参与对华技术“脱钩”。不少美国战略界人士提出，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目前美国对华技术封堵的薄弱环节，需要加大政府部门和这些机构之间的沟通与配合，以便实现对华施压的“全政府”和“全社会”模式的相互对接。
　　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萨缪尔•布莱南（Samuel J. Brannen）等人建议说，美国政府应借鉴“金融服务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全球反恐互联网论坛等机制的做法和经验，构建美国政府和企业应对美中技术竞争的协调机制，主要是解决两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不信任等问题；此外，还要加大对美国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相关人员的审查力度，完善保护敏感技术的安全和操作规程，加强对所谓“内部威胁”应对，如建立研究人员的认证机制并支持研究人员通过“保密报告渠道”揭露内部威胁。
　　2.以更大攻势推动“技术竞争”
　　目前，舆论更多关注的是美国的对华技术封控，亦即“守”的一面，而对“攻”的一面尚缺乏足够认知。事实上，疫情不仅促使特朗普政府加大了对华封堵，也推动美国为确保长期对华竞争优势，扩大对先进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研发投入和战略性布局。比如《华尔街日报》近日透露，特朗普政府计划将2021财年非国防预算中用于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科学技术的支出增加30%，总额接近22亿美元。
　　其实疫情发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推出了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和财政刺激计划。曾担任小布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等人认为，美国应藉此经济刺激计划应对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挑战，实施“明智的战略性刺激方案”，如增加对美国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幅扩大联邦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利用税收减免等推动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支持半导体制造产业、加大对技术教育事业的投入等。
　　5月底，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Todd Young）共同提出“无尽的前沿法案”（The Endless Frontier Act），要求联邦政府未来五年投入1000亿美元，支持5G、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先进技术领域的研发、商业应用和教育培训，将“国家科学基金”改组为“国家科学和技术基金”，专门增设负责技术的副主任职位和相关部门，并加大其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联邦情报机构、高校和企业、地方政府之间的联动。众议员罗康纳（RoKhanna）和迈克•加拉格（Mike Gallagher）则在众议院提出相同版本的法案。
　　议员们毫不讳言他们提出上述法案的初衷就是为了应对与中国之间的技术竞争，以致《科学》杂志资深评论员杰弗瑞•莫维斯（Jeffrey Mervis）戏称这一法案应更名为“保持领先中国法案”。
　　舒默等议员认为，疫情显示美国和其他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这将威胁美国的长期健康、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如果美国不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就会失去针对中国的竞争优势。他们还希望通过这一法案为疫情下的美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3.“无尽的前沿法案”
　　“无尽的前沿法案”经过长达一年多的酝酿，相关议员与美国政府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地方政府、企业等进行了深入的沟通，故而该法案也吸收并反映了过去几年来美国战略界有关深化对华技术竞争的观点和建言。所以这里多说几句。
　　“无边的前沿法案”提出的重要政策性概念是“核心技术聚焦领域”（Key Technology Focus Area），其涉及以下10个方面：（1）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2）高性能计算、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硬件；（3）量子计算和信息系统；（4）机器人、自动化和先进制造业；（5）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预防；（6）先进通信技术；（7）生物科技、基因学、人造生物；（8）网络安全、数据存储和数据管理技术；（9）先进能源；（10）材料科学以及与其他核心技术聚焦领域有关的工程学和研究。法案提出，对于上述内容要在4年后进行评估，结合现实情况对名单进行调整。
　　该法案的要害之处在于，在加速先进技术向产业的及时转化的同时，促进美国对华产业“脱钩”与技术竞争之间的结合。法案要求新组建的“国家科学和技术基金”借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工作模式，并在未来5年内在全美建设10-15个“区域技术中心”。法案还要求，负责技术的副主任每年都要与联邦调查局局长、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主任就如何保护美国的先进技术进行工作交流。
　　法案要求，改组后的“国家科学和技术基金”与美国国会各相关委员会保持充分的沟通和协调，包括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情报特别委员会；以及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科学太空和科技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情报常设特别委员会。这些国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美国的“钱袋子”，近年来在推进对华战略竞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作为一份跨党提案，“无尽的前沿法案”集中体现了美国深化对华“技术竞争”的总体构想和具体举措，得到特朗普政府和众多国会议员的支持。如果顺利通过，它将带来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科技战略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毫无疑问，科技领域的博弈将是影响未来数十年中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美国攻防并举加码对华“技术竞争”的态势已经很清晰。其实早在2019年11月舒默就说过，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需要一场科技上的“登月行动”（moonshot），足见其推进并赢得对华技术竞争的意志和决心。
　　作为美国眼里的主要竞争对手，我们应该认识到这将是一场远远超越芯片问题的激烈博弈，也是关乎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对比的复杂较量。近日，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在走访上海的几所高校时表示：求生欲使我们振奋起来，寻找自救的道路；你要真正强大起来，就要向一切人学习，包括自己的敌人。这一表态对于中国如何应对美国不断加码的技术施压，也是深有启发意义的。
　　（三）众多国家被迫选边站队
　　学者周青玲梳理了近几年来部分国家和我国关系的变化，认为目前国际外循环局势趋紧，内循环应转型升级。
　　在美国不断游说、施压和对中国一轮轮打压下，众多国家已陷入被迫选边站队的境地。原本对华立场坚定的英国终于在7月14日宣布将禁止中国技术巨头华为的设备进入该国的高速无线网络，并且需要用7年的时间（至2027年）将已经安装的现有设备拆除。而2020年1月，英国还称华为设备可以在有限的基础上用于其新的5G网络。英国的这种急转弯主要是担心5月美国对华为制裁后，华为是否还能很好地为英国5G网络建设服务。特朗普直言不讳地称这是在他的影响下……
　　在许多国家正犹豫在中美紧张的关系中寻找平衡的时刻，英国此时的态度转变既是给其他欧洲国家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也是变相对其他欧洲国家的施压，在关键技术领域强化了与中国的对立。
　　1.“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实际上，在过去的5年里，欧洲主要的做法是将中国视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经济伙伴”，认为与中国“接触”将产生积极的结果。欧洲政策制定者拒绝接受美国“设防中国”观点。
　　英国：直到最近发生的事件之前，英国一直以来都是欢迎华为的。
　　2005年，英国是华为第一个在欧洲站稳脚跟的国家，现在英国已成为华为在中国以外最大的市场。为了拒绝美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警告，英国曾表示，它拥有一个安全审查系统，以确保所有华为设备在进入其通信网络之前都经过审查。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和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还曾宣布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希望到2025年中国成为继欧盟之后的英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德国：2014年，德国率先将中德关系确立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捷克：2016年，中国与捷克签署战略伙伴协议。
　　意大利：2019年，意大利与中国签署了一份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谅解备忘录，成为7国集团中第一个加入该倡议的国家。
　　希腊：2019年，希腊加入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论坛，其中包括11个欧盟成员国和另外5个巴尔干半岛国家。
　　进入2019年，欧洲各国对华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欧盟委员会《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报告的发布，标志着中欧关系开始出现转折点——对华态度转为强硬，但仍旧强调中国是欧盟的合作伙伴。而且，欧盟内部成员国在对华态度上也存在分歧。
　　迫于美国的各种针对中国的政策，近日，欧洲部分领导人的发言让我们不得重新审视一下中欧关系。
　　英国：前英国外交官普里亚•古哈表示“美国的制裁使英国别无选择”。
　　法国：法国网络安全机构ANSSI负责人纪尧姆•普帕德表示，法国不会完全禁止使用华为的设备。但是鼓励法国电信公司避免采购华为的设备。
　　美国智库-霍普金斯学会发布的《欧洲改变对中国的看法》报告中也表明，目前，欧洲国家对华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从一致的对华采取“接触政策”，到出现了限制中国影响力的政策，而不是无条件地与之接触。可以预计，这种限制性政策会越来越多。该报告还指出，尽管欧洲国家在军事和平衡政策上与美国存在重大分歧，但美欧之间的战略最终会相互补充。
　　2.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发生深刻转变
　　自特朗普执政伊始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到推出《全政府对华战略》，标志着美国对华向全面战略竞争的转型。在未来的数年内，美国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将全方位地重构对华战略关系和各类政策，加紧进行全面的部署落实，“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全面打压”。甚至有美国媒体称，美国正试图将中国变为下一个伊朗。
　　自4月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在警告联邦养老基金不要投资那些投资组合中含有大型中国公司的股票指数；美国政府不但禁止全球制造商向华为提供芯片，还进一步收紧了出口管制规定，取消了美国出口管制曾有“许可例外”的民用物项出口许可；将20家中国公司列为“军方公司”，为进一步对其进行相关制裁奠定法律基础；终止对中国香港出口受管制的美国国防设备，就国防和两用技术出口对香港实施与中国大陆一样的限制；禁止与使用中国监控和电信的实体签订合同；疫情下，暂停了中国学生和政府官员的签证；要求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采用更透明的会计准则；美国国务院要求第二批中国官方媒体在司法部注册为外国代理；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禁止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家属赴美（该提议被认为不可行）。
　　后续，美国还会出台针对性的制裁措施。可以说，美国正在实施全政府策略，各部门一致针对中国，以遏制中国的发展。
　　3.印度对华摩擦全面扩大
　　中印之间存在长期的地缘政治和领土之争，但鉴于两国在经济上仍存在共同利益，印度对中国采取“具有印度特色的竞争性接触”。然而，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变，美国印太战略的加强，或将改变印度对华“竞争性接触”的政策。事实上，印度已对华采取了一系列抵制行动：禁止印度国有电信运营商采购中国公司生产的电信设备；禁止中资企业参与印度道路建设项目；印度企业将须获得政府许可才能从中国进口电力设备和部件；封禁了包括TikTok、微信、百度地图等在内的近60款中国移动应用；印度政府正考虑对中国太阳能电池及模组征收20-25%进口关税；拟对中国和其他地区的300种产品设置贸易壁垒，并提高关税。
　　4.日本的中立空间越来越狭窄
　　因为日本经济与中国高度融合，但在物质和技术安全方面，日本仍依赖美国，所以日本对华政策有反复，但美国越来越强烈要求其所谓“盟国”选边站队，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4月宣布巨额“撤离补助政策”鼓励本国企业撤出中国，就在上周五，日本公布了首批87家获得补贴的日本公司，将其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或日本，87家公司或集团将获得总计700亿日元（合6.53亿美元）的生产线迁移补贴，其中30家要将生产线迁至东南亚，包括豪雅株式会社（Hoya）（集团正在向支持半导体和数字设备行业的内透镜和精密设备及设备多元化发展）拟将生产硬盘部件的工序将转移到越南和老挝；住友橡胶工业公司将在马来西亚生产丁腈橡胶手套，信越化学株式会社拟将稀土磁性材料生产转移到越南；其他57个项目将迁往日本……
　　这一方面是日本出于本国产业链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也与美国鼓励企业回流本土的政策形成呼应。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份制造业搬迁政策中，日本政府首次强调了供应链风险，并首次在政府文件中提出供应链迁移。可以预测，日本跨国企业逐渐向东南亚分流及回迁本土将成为趋势。
　　在美国的影响下，不断对盟国施压选边站队，不断对中国施以不计后果的极端措施……面对复杂的外部局势，中央提出“两个循环”的思路，即用高水平全面开放强化中国经济循环对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吸引力，同时以国际循环充实国内循环。中国企业应尽快转变经营思路，在外部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应转变单一外向型经营思路，转而同时培育国内市场，满足国内消费升级需求，打好转型升级国内攻坚战。
　　三、双循环格局下扩内需成关键，各地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怎么做？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下半年经济工作做出全面部署之后，各地纷纷召开传达学习会议，并结合各地情况，研究部署本地的下半年经济工作。在双循环新格局下，如何扩大内需成为关键。
　　（一）广东强化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通道支撑：打造“12312”海陆空现代化交通体系
　　8月25日，广东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总结了广东省推进“一核一带一区”建设的工作情况，分析了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并对高质量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作进一步部署。会议在强调聚焦重点领域发挥有效投资关键作用时提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交通体系，不断完善广东省内交通主骨架，打造贯通全省、畅通国内、连接全球的“12312”海陆空现代化交通体系。
　　在专家看来，“12312”海陆空现代化交通体系兼顾了区域平衡发展与提升国际影响力两部分，这与当前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颇为匹配。广东接下来亟须通过提升交通枢纽能级，带动产业与城市发展。
　　1.畅通国内连接全球
　　实际上广东省发改委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早在2018年就规划了“12312”交通圈，提出到2020年，广东交通基础设施总体达到国内领先、世界先进水平，基本建成覆盖全省、辐射泛珠、服务全国、联通世界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而本次会议提及的“12312”海陆空现代化交通体系，内容更加丰富。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认为，建设“一核一带一区”是一个省域范围内的区域建设规划，既需要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配合起来，又需要兼顾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的影响力。
　　广东省委和广东省政府2019年7月印发的《关于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促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交通枢纽建设。例如，《意见》提出要构建“5+4”骨干机场体系，提升广州和深圳机场国际枢纽竞争力，以广州港、深圳港为龙头打造两大世界级枢纽港区。《意见》同时提出，要打造广州—深圳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支持汕头、湛江建设高水平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马向明也注意到，广东近期在机场枢纽与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方面力度颇大。其中，加强航空枢纽建设意在链接全球，而推动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旨在将粤东、粤西等接入全国交通网络。
　　胡刚认为，“一核一带一区”建设之所以提出要畅通国内、连接全球，是为了提升广东及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的影响力，通过强化港口、机场等交通枢纽的能级，最终实现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
　　2.发挥站城产一体化效应
　　胡刚认为，区域发展，基建先行，交通是打通区域间要素流通、平衡发展的基础。因此，广东要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打开“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的新局面。以广湛高铁开通为例，广州至湛江由原来3小时缩短至1个半小时以内，其极大地提高了粤西与珠三角主要城市间的交通通达性，推动了拥有2200万人口的粤西地区进入“高铁时代”。
　　广东省社科院宏观经济所副研究员万陆表示，交通通达为要素自由流动奠定基础，随着高铁、高速等交通设施陆续投用，广东也在加速推进“一核一带一区”要素流动，最终实现“路进去，物出来，钱进去，人出来”。
　　马向明分析，交通体系的一体化一定是资源要素、产业或是经济对流的重要支撑网络，没有支撑网络，产业与城市发展是很难进行的。
　　广东“一核一带一区”的区域发展战略便按照上述思路展开。以广东沿海经济带为例，广东一方面通过推进湛江巴斯夫、中石油揭阳炼化等重大产业项目和广湛、广汕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高水平产业集群，一方面通过培育壮大汕潮揭、湛茂发展极，与珠三角沿海地区串珠成链，最终形成沿海城市带、产业集聚带、滨海旅游带。
　　在胡刚看来，站城产一体化发展将成为未来主要的发展方向，其中城市、产业与交通枢纽是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把交通枢纽建设、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三要素组合好，才能发挥出乘数效应。
　　交通带来的乘数效应，早已在建设广深高速方面得到印证。1997年运营通车的广深高速，对于沿线的广州、东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经济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广深高速车流量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广州、东莞、深圳及香港四地的经济贸易往来及社会繁荣发展，大大推动沿线地区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经济国际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见证着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崛起。
　　“交通枢纽如果跟城市的距离比较远的话，人与产业的要素流通的效率就比较低，这样产业也发展不起来。”胡刚建议，城市在制定交通规划时应考虑与城市空间规划、产业规划结合起来，城市与产业要围绕交通枢纽建设。
　　尤其是在当前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广东要构建高质量的“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亟须通过规划“12312”海陆空现代化交通体系全面融入国内交通大网络，持续提升国际联通效率，进一步强化“一核一带一区”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通道支撑。
　　（二）浙江双循环内外兼修：从有进有出到优进优出
　　对外贸大省浙江而言，如何加速构筑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匹配的政策支撑体系，既关系到外贸企业向内的效率和质量，也考验着政府、平台、企业能否破除障碍，合力抢抓新一轮发展机遇，构建起自身的竞争优势。
　　从开拓内需市场到补链、强链，浙江正加大力气畅通企业在内需市场的流通血脉，解决市场准入、渠道拓展、供应链构筑等问题，帮助企业更平稳地“软着陆”。而在不断挖掘、释放内需潜力的同时，浙江也正以全新的定位来审视和挖掘全球市场的机遇，着力打造有进有出、优进优出的“双循环”生态。
　　1.问市场如何敲开内需之门
　　外贸企业拓展内需市场，有四个字很关键：适销对路。“适销”，就是要求企业抓住国内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调整和技术研发；“对路”，则需要企业找到敲开国内市场的那扇门，建立面向国内市场的营销网络。
　　寥寥四字，要做到却绝非易事。省商务厅商贸运行处副处长李江波告诉记者，去年起，他们曾多次前往省内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外贸企业进行调研，结果发现运营国内市场经验不足、品牌知名度不高、营销渠道不畅等成为企业集中反馈的痛点问题。
　　“很多企业长期做外贸订单，对国内市场的流通方式不了解，有的企业听说过‘打造爆款’，但具体要怎么做却很陌生；有的企业在日韩市场做得很好，也进了国内商超，但消费者对它的品牌不熟悉，购买欲望不强。”李江波认为，在鼓励外贸企业自主拓展销售渠道的同时，政府部门要当好“引路人”，给出有针对性的指引。
　　今年6月下旬，省商务厅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若干意见》，在构建国内营销网络方面，浙江充分发挥自身电商资源优势，提出要借助网络直播、网红带货等新兴方式推动外贸企业向线上销售转型，同时支持淘工厂、网易严选、联华鲸选、顺丰优选等平台深化与全省产业集群企业对接合作。
　　政府指路，平台架桥。今年4月，阿里巴巴推出“春雷计划”，阿里1688批发网在两个月内接收全国4万多家外贸工厂入驻。温州鞋企德赛集团就是其中的一家。德赛集团电商总经理卓旭旭介绍，公司外贸订单本来已经排到今年4月，但受疫情影响，海外市场的春季单鞋订单被取消，直接导致出现较大损失，因此他们决定将原先外贸份额中的近四成业务转向内销市场。
　　“我们在线上线下有一些内销布局，但原有渠道消化不了这么多产能。”卓旭旭告诉记者，温州市政府联合1688在“温州优品”专区推出1亿元产地进货补贴，全国采购商可以8折采购温州货，加速了企业拓市场的进程。企业也基于平台洞察的用户需求数据，从版型、款式、颜色等方面量身定制更适合内需市场的产品。“比如，日本消费者喜欢的小尖头、小方头的男士皮鞋都比较长，但国内的男性消费者不喜欢太长的鞋型和太尖的鞋头。”她说。
　　“相较而言，标准化程度较高的消费品生产企业向内转的速度会更快。”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中国内贸事业部总经理汪海认为，外贸企业在转向内贸市场时需要进行产品线、市场规划的调整，但依托平台对国内市场的数据洞察，企业“不用自己跳进水里去扑腾”，而是可以和平台一起去探索如何更精准地把握客户需求，有的放矢地进行供应、生产端的调整。
　　阿里巴巴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浙江有10万余家外贸企业借助1688批发网拓展内销。“外贸企业转向内销市场的意愿比较强。我们会对商家进行分层指导，有现货能力的进行现货生产对接，有开款能力的给予数据支持引导生产，但大部分工厂希望从它们更熟悉的接单方式切入，先在内贸市场找找感觉。”阿里内贸事业部外转内项目负责人张翔告诉记者，平台正与一些制造能力强、转型意愿强的浙江核心外贸企业进行产品内测，针对消费品开放零售、批发等多条销售通道，同时布局夜市经济、社交分销以及直播MCN机构等多样化渠道。
　　“线上线下都讲流量，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李江波认为，网上销售、直播带货等消费新模式的快速发展，为外贸企业打通了直接面对消费群体的销售渠道，而进商场、超市、社区等线下举措也加速了产品与消费者的连接。就在最近，省商务厅还将联合杭州大厦举办一场外贸商品进商场活动。此外，全省首批已摸排近400家外贸企业，将于近期入驻浙江省政采云平台。
　　“浙江一直很关注外贸、内贸的融合发展问题，此番外贸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入局刚好契合浙江消费市场的升级进程。更多高性价比的供给，有望激发出新的消费增量。”李江波表示，除了要知道“消费者要什么”，消费的新场景、新热点也需要企业发挥主观能动性去重新定义，政府部门也将持续在营造最优营商环境上下功夫，努力实现“1+1>2”的效果。
　　2.问产业怎样链起关键环节
　　在前不久的浙洽会上，国际医药产业巨头阿斯利康正式“落子”杭州市下城区——签约了中国东部总部。“在前期对接过程中，当地区政府表现出的诚意和服务效率让我们感动。”阿斯利康中国副总裁黄彬坦言。但更让他们动心的是，作为阿斯利康在中国的第二大市场，公司在浙江地区每年的销售额已经超过25亿元。
　　“这样一个巨大的内需市场，是每个外资企业都想牢牢抓住的。”黄彬告诉记者，正是基于市场开拓的需求，他们计划在浙江打造一个诊疗一体化的全闭环生态产业，而不仅仅是建一个工厂或者销售公司。具体来说，他们将把生命健康产业和数字经济、5G技术等相结合，实现从治疗前的预防诊断，到治疗中的用药和手术，以及治疗后的康复全产业链延伸建设。
　　外资企业纷纷抢滩国内市场，这为浙江畅通国内产业链的“内循环”创造了机遇。为抓住产业链这个“牛鼻子”，浙江越来越多地方党政“一把手”正成为“链长”。省商务厅开发区处处长梁志良介绍，去年8月浙江在全国首创产业链“链长制”，要求各开发区确定一条产业链作为试点，链长由该开发区所在市（县、区）的主要领导担任。
　　近一年来，各地开发区首批“链长”纷纷亮相：在海宁，当地市长担任了泛半导体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领导小组组长，并设立发展专项基金；在兰溪，当地五大主导产业均由一名市领导负责，来牵头组织产业链精准招商和重大项目落地……
　　去年进博会期间，总投资128亿元的浙江平湖中意直升机项目在嘉兴正式开工建设。投资方上海正阳集团董事长邹建明介绍，他们将与意大利莱奥纳多集团深入合作，在平湖建设两条AW系列直升机生产线，预计项目投产后可年产直升机150架、年产值160亿元。
　　通过引入高质量外资，浙江主导产业加速补链强链，构建更畅通的“内循环”。“以平湖项目为例，它对平湖乃至浙江的航天航空产业就至关重要。”省商务厅外商投资处处长高秀玲表示，项目配套建设通航机场，将有助于浙江引进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供应商和相关现代服务业产业。
　　疫情影响下，全球产业链安全风险陡增。“而随着‘链长制’深入实施，浙江正在努力化解这种风险，让‘缺个零件，停一条生产线’等情况减少发生。”梁志良介绍，疫情期间他们进一步推动开发区产业链的“链长制”建设，确保供应链、采购链、生产链闭环运作，保障企业生产的完整性，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驾护航。
　　充分激发内需市场，除了各种生产要素外，外企的先进管理模式同样是浙江企业心向往之的。在今年的浙洽会上，省交通投资集团旗下的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华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与多家国外相关企业进行接洽，希望以此补上自己在轨道交通运营上的短板。
　　“这些年，国内轨道交通快速发展，如何既保证线路设施设备的安全，又合理控制维护成本，是我们面对的一大难题。”陈华说，而在这方面，欧洲的轨道交通运营企业积累了大量的管理经验，并挖掘和沉淀了大批数据。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正与德国罗贝尔公司洽谈大小型养护机械项目，同时也希望找到与更多国际优质轨道运营公司进行合作的机会。“相信他们的经验加上我们的市场，将会实现双赢。”陈华说。
　　3.问生态内外促进怎么形成
　　扩大内需不等于放弃外贸，国内大市场形成不等于放弃国际竞争。构建“双循环”格局，意味着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国内大循环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大循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又能够提高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才能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认为，在这个新阶段，开放应该是全面的、深入的。要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使双循环相互促进成为对外开放新阶段的主要特征。
　　对浙江而言，这本质上是新一轮“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机遇期。为了把握机遇，我省积极打造开放新生态，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今年5月31日上午，X8020次“义新欧”中欧班列从义乌西站启程，驶往13000多公里外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这是今年发车的第200列“义新欧”中欧班列。如今，“义新欧”已经成为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纽带，截至5月底，“义新欧”中欧班列发送标箱数同比增长72%。
　　“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开放上，取得新优势，是我们推动‘双循环’格局形成的重要抓手。”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浙江正从数字领域交流合作、物流、产业链等角度出发，全面深入地打造“一带一路”重要枢纽，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
　　今年6月，省发改委与浙江银保监局联合主办了浙江省服务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企业银企对接会，对接会上，14家企业提出共计48.4亿元融资需求，并与相关银行进行了有效对接。“类似对接，能够更快更好地促成我们与境外银行的合作，降低融资成本，帮助我们在海外布局产业链。”宁波力勤资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据了解，该企业正在印度尼西亚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无论是以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东欧国家博览会等为代表的高能级平台搭建，还是从政策、金融等领域帮助浙商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浙江正全面深入地参与到国际合作中。
　　在这新一轮对外开放机遇期中，浙企也面临着身份的转变。在“双循环”格局下，曾经撕掉品牌在国外市场“赤膊上阵”的浙江外贸企业，面临着国内市场贴上品牌竞争的局面。这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对这些寻求转型的浙企而言，首先要想办法在对外开放中获得主导地位，在更为熟悉的国际市场中淬炼出“硬实力”。
　　慈溪市悦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鑫颇有些“先知先觉”。作为国内外知名小家电品牌的代工企业，悦达很早就在代工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竞争优势。“我们的每一款产品都与客户共同研发，这是我们选择合作客户的底线。”郭鑫说，公司客户都向企业派驻了科研人员，在实现高水平代工的同时，也为企业培养出一支实力过硬的研发团队。如今这支研发团队成为其参与国内竞争的重要筹码，目前该公司正积极筹备设立国内自主品牌，准备在国内市场大展拳脚。
　　政府的支持和企业的自觉行动，促进更全面、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将成为浙江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筹码。
　　（三）上海成为“双循环”战略链接，100多件政策出招
　　自2月7日率先发布《关于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抗疫惠企“28条”）以来，上海已累计出台实施“六稳”和“六保”相关政策文件100余件，包括扩大投资“20条”、新基建“35条”、在线新经济发展“23条”、稳外贸“11条”、利用外资“24条”、促消费“12条”等。这100多项政策，正在推动上海的投资、消费等数据回升，也在推动上海产业能级、开放能级的不断提升。
　　1.新基建带动固投增长
　　数据显示，今年1~6月份，上海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7%，其中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5.5%，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8%。与之相比，全国今年1~6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为281603亿元，同比下降3.1%，降幅比1~5月份收窄3.2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投资85011亿元，下降8.3%，降幅收窄3.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188296亿元，下降1.0%，降幅收窄2.9个百分点。
　　发挥投资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上海有自己的优势和考虑。5月7日，上海发布上海版新基建“35条”（《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目标是到2022年底，推动上海全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创新能级迈向国际一流水平。
　　上海版新基建选择了自己的四大重点领域：以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为主的“新网络”建设；以创新基础设施为主的“新设施”建设；以人工智能等一体化融合基础设施为主的“新平台”建设；以智能化终端基础设施为主的“新终端”建设。针对这四大重点领域，上海初步梳理排摸了2020~2022年要实施的第一批48个重大项目和工程包，预计总投资约2700亿元。这其中，主要的投资将集中在“新网络”、“新平台”建设上，具体包括5G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电网等新型基础设施。
　　5G是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数字基础设施，上海具备较好的5G发展条件。目前，上海拥有紫光展锐、华为海思、中兴上海研发中心、诺基亚贝尔、昌硕科技等重点企业，几乎覆盖了5G基带芯片、通信设备、通信终端等通信制造全产业链。截至今年5月底，上海累计建设5G室外基站2万个，5G室内小站2.2万个。接下来，上海将编制新一轮5G建设行动计划，3年内新建3.4万个5G基站，加快5G独立组网（SA）建设，率先建成SA核心网。6月5日，上海市经信委还发布了《支持新建互联网数据中心项目用能指标的通知》，公布了支持用能的12个新建互联网数据中心项目名单，共支持机架数3.6万个，并要求确保在2021年6月底前投产运行。
　　在“新平台”建设中，数据中心的地位特殊，被认为是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也是数据、计算、网络的基石。目前，上海的数据中心规模“国内领先”，利用率、服务规模处于国内第一梯队。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张建明表示，明年一季度前，上海全市将新增6万机架供给，直接投资约120亿元，带动投资超过380亿元。6万机架的用能释放，也发出了上海市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信号。据测算，数据中心对产业支撑的溢出带动效益明显，单位机架间接产出是直接产出的近20倍。
　　2.首创节庆活动促消费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019年消费对我国GDP的贡献率是57.8%，是增长的第一引擎。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目前供给端的恢复快于需求端。我国各行业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生产运营，但消费相对复苏乏力，促消费任务仍然艰巨。在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如何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打通生产流通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成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上海的选择，是首创一个大规模综合性消费节庆活动。5月4日晚，“五五购物节”正式启动，时间横跨5月、6月。成绩单显示，首届“五五购物节”参与商家线上超过52万家、线下超过10万家，举办重点活动170余项、特色活动1000余项。购物节期间，上海全市线下实物消费总额2846亿元，环比增长11.6%，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全市网络零售额达2551亿元，同比增长23.5%。市场需求的有效恢复带动了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保障了市场主体稳定运行。支付宝数据显示，上海全市近26万家小店营收同比实现正增长；5月份全市批发零售业新增注册企业12784家，同比增长28.8%。
　　内需的提振和恢复，也带动了外贸企业的转型发展。4月28日，上海美度纺织品有限公司的拼多多店铺正式上线，售出了其面向新电商市场的第一件自有品牌运动训练服。美度是国内乃至全球最大的球衣定制商之一，经营球衣、训练服、休闲服等品类，服务于安德玛、美津浓、卡帕等全球顶尖运动品牌，是欧美国家篮球、棒球、橄榄球等赛事诸多俱乐部以及国家队球服的供应商。2019年公司销售额达3.5亿元，超过95%的市场份额在海外。“我们目前在国内零售端的知名度，相比我们作为海外品牌供应商的行业名气，确实要小很多。”美度公司创始人任明星表示。受疫情影响，美度公司的海外订单量短期内下滑了1/3，即使采取了员工轮班制、工厂上班时间削减等举措，订单也只够支撑工厂运作到6月底。
　　作为“五五购物节”的重要举措之一，上海联合拼多多、i百联等电商平台以及外贸代表企业，联合启动“出海优品云购申城”大型活动，以帮助上海本土精品外贸企业拓展内需市场。
　　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介绍说，截至5月底，拼多多平台新入驻外贸转内销企业超过11.3万家，累计带动商品订单数超过3000万，为企业新增粉丝超过180万，并直接推动了一批行业准一线新品牌的诞生。
　　3.提升融入世界经济的能力
　　7月7日，上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会议指出，要坚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密切跟踪、深入研究国际经贸格局和规则变化，不断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主动承担更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推动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制度体系，不断提升融入世界经济的能力水平。对于努力争当上海经济发展增长极和发动机的临港新片区而言，尤其需要进一步强化制度创新，加强招商引资，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固链补链强链，同时加快构建世界级、开放型、现代化产业体系。
　　也就在7月7日，盛美半导体、格科半导体、新微化合物半导体、商汤科技、上飞装备等18个产业项目在临港新片区集中开工，总投资480亿元，产值约800亿元。这18个项目主要集中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有的能够带动一批上下游企业发展壮大，加快提升产业链整体能级；有的则能够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结构，进一步推动解决“卡脖子”技术，进一步“筑巢引凤”。
　　自去年8月20日揭牌，至2020年7月9日，临港新片区已经洽谈项目约2390个，签约项目324个，涉及投资额2591.22亿元。7月17日，临港新片区召开半年度工作会议。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1~6月，临港新片区产业经营产出增长提速，工业总产值预计完成660亿元，同比增长32%。投资拉动作用逐步显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236.5亿元，同比增长29.7%，其中产业投资预计完成126.6亿元，同比增长77.1%；实到外资完成2.96亿美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9.2%。招商引资步入快车道，1~6月企业注册数大幅增加，新设企业7035户，同比增长62%，平均每天新设企业85户、企业变更事项受理90户，受理量创历史新高。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朱芝松表示，下半年临港新片区将继续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发挥好特殊经济功能区和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优势，在“7+5+4”产业规划领域开展战略招商、精准招商，加快争取一批补链、强链、固链的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打响“东方芯港”、“生命蓝湾”、“大飞机园”等特色园区品牌，进一步加强产业集聚发展。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表示，上海要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科技合作是重要内容，人工智能是重要载体。
　　在7月11日的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峰会闭幕式上，上海再一次向全球AI企业发布了第三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包括“AI+制造”“AI+交通枢纽”“AI+政务”“AI+金融”“AI+园区”“AI+文化旅游”“AI+商圈”七个大类11个场景。此前上海已开放两批3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吸引了海外150多家企业、240个解决方案参与。
　　（四）江苏以高质量发展下好双循环“先手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作为经济强省和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下好先手棋、主动构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补短板、强链条、早规划，从产业链、内需、外贸多个维度布局新发展格局“先手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黄奇帆表示，经济规模和经济质量决定了江苏会成为国内内循环的主力部队，在今后长三角一体化及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下，江苏面临着重大机遇，大有作为。
　　1.以自主创新助推产业链延伸
　　中汽创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打造平台级核心技术、系统级关键技术、总成级领先技术为目标的创新型汽车高科技企业，于今年6月2日在南京注册成立，并落户国家级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该公司总经理李丰军认为，双循环背景下，自主创新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公司将扶持国内核心零部件和核心技术企业，推动汽车创新链和产业链壮大，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掌控。
　　像中汽创智一样，在双循环新格局中准备“大干一场”的苏企还有很多，它们的背后是省市各级政府的鼎力支持。记者了解到，江苏着力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破解制造业发展瓶颈短板，推进产业向中高端迈进；通过实施“百企引航”“千企升级”计划，培育自主品牌本土企业，推动中小企业改造升级。3年内，江苏将有1000家中小企业跻身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行列，100家跻身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些企业将成为江苏一条条产业链上的“节点集团军”，是畅通省内循环的主要力量。
　　此外，江苏以796家龙头企业为牵引，在制造链的两端原材料和销售市场同时发力，梳理产业链，排出受国际疫情影响严重的关键零部件，帮助企业首先与省内、国内企业对接，寻求替代方案，全力加强自产自销，在打通供应链的同时，也给省内国内企业带来了商机。位于盐城国家级高新区的江苏吉祥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今年以来每月生产笔记本电脑超过2万台，今年1-7月的销售额竟比去年翻了5倍。企业负责人称，疫情之初他们就快速转换了经营模式，推出针对国内市场的新技术新产品。
　　省工信厅相关人士建议，企业应该在把握产业发展大势的前提下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在多个方面做好谋划准备；要积极开拓国内市场，运用产业链供需对接、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产供销等平台精准拓展市场；要重新思考调整自身在全球产业链格局中的定位，将主要资源聚焦在最具竞争力的核心主业上。
　　2.以品质消费牵引需求供给
　　作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消费既是社会大生产的终点，也决定着生产循环能否顺畅，因为有消费才能刺激生产者进行生产活动。也因此，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培育消费热点、扩大内需市场、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成为提振信心、拉动投资、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抓手。
　　江苏是消费大省，市场空间广阔，消费潜力巨大。在今年统筹推进疫情防控的同时，江苏也通过一系列“大动作”全面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全力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4月，江苏出台《关于积极应对疫情影响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的若干举措》，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以发放消费券等方式，引导消费需求释放，促进消费市场恢复。经统计，疫情发生以来，全省各地政府累计发放消费券约27.1亿元，撬动消费近300亿元。5月30日，江苏省商务厅联手江苏各设区市、大型商贸企业和金融机构等，推出“品质生活苏新消费”系列活动，通过举办江苏省老字号“三进三促”等127场消费促进活动，为抗疫情、促流通、扩消费“加一脚油”。7月，江苏又出台了《关于加快促进消费流通扩大商业消费的实施意见》，提出25条措施，为全省进一步做好促流通扩消费工作注入了新动力。
　　在一系列政策举措的加持下，面对疫情影响，江苏上半年的消费市场依然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万亿元，占全国的9.8%，较去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总量稳居全国第二。
　　“消费是拉动循环的有力推手，江苏在这方面仍有潜力可挖。”江苏省金融研究院新金融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蒋昭乙认为，为了扩大消费需求，提升消费欲求，江苏应从自身造血的角度考虑，更大力度地提升群众收入水平，倒逼银行将流动性释放到个人和企业，让百姓手中有钱，敢于消费，为双循环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3.以稳外贸外资促进国际循环
　　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江苏已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和全球价值链，利用外资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外贸规模长期位居全国第二位，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对于江苏外循环发展格局至关重要。
　　受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影响，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为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江苏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重磅政策举措，帮助外贸外资企业复工复产、稳定发展；启动“江苏优品畅行全球”线上展会，助力传统外贸企业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开拓市场、抢抓订单；启动“云聚江苏服务全球”江苏服务贸易云上对接交流大会，推动服务贸易加快复苏；推出“苏贸贷”升级版，通过降低利息率、提高容忍度、扩大覆盖面，为外贸企业“强筋壮骨”。
　　这些“动作”已有了明显成效。外贸方面，7月份江苏省外贸进出口实现同比双增长。当月进出口4047.2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2485.5亿元，增长1.3%；进口1561.7亿元，增长9.1%。外资方面，今年1-7月，全省新设立外商投资项目1691个；实际使用外资180.0亿美元，同比增长9.8%。按商务部口径，1-7月，江苏省实际使用外资136.6亿美元，同比增长0.7%，规模继续位居全国首位。
　　近日，江苏又出台了《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促进内外贸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通过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推动国际国内标准接轨等12条举措，帮助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外贸企业纾困解难，支持适销对路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促进外贸基本稳定。
　　（五）山东抢抓机遇，深化陆海联动，共促“双循环”
　　山东是经济大省、海洋大省，是黄河流域唯一沿海省份。作为“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和节点，沟通陆海、联动内外的作用更加突出。如何打造东西互济、陆海联动的国际互联互通大通道？如何发挥出山东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开放优势，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更大贡献？
　　今年1至7月，黄河流域九省区外贸进出口总值2.22万亿元，占全国外贸总值的13%。黄河流域的外贸进出口总值规模从2010年的1.7万亿元上升到去年的3.3万亿元，年增速达到7.6%，高出同期全国平均增速2.5个百分点。今年前7个月，外贸增速更是高出全国平均增速5.3个百分点。“这充分表明了这一区域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潜力是很大的，后劲十足。”海关总署副署长邹志武说。
　　在他看来，山东是黄河流域唯一的沿海省份，是西侧上合组织国家与东侧东北亚、日韩双向合作的交汇互动点，也是打造长江以北地区国家纵深开放新的重要战略支点，在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山东外贸进出口1.14万亿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6.6%，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3465亿元，同比增长了5.5%。
　　黄河横贯东西九省区，上、中、下游地区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各异，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市场空间，打通陆海通道对促进“双循环”意义重大。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李荣灿说，去年11月，兰州—青岛铁海联运班列开通，山东港口集团在甘肃设立内陆港，打通了甘肃向东出海、山东向西出境的高效便捷贸易通道。
　　尝到甜头的还有枣庄。枣庄市政府副秘书长、商务局局长岳增波介绍，去年9月，山东省港口集团组建后的首个省内内陆港——枣庄内陆港正式开通。“枣庄号”班列每天对开两列，形成“天天班”，截至目前集装箱运量达7万标箱，已跃居山东集装箱班列运输第三位，为腾达不锈钢、八亿橡胶等40多家枣庄及周边进出口企业节省了物流成本4000余万元。
　　“双方还联合青岛海关、枣庄海关，实现了货物‘一次申报、一次装卸、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在全国开创了内陆港特殊海关监管模式。”他说，得益于内陆港的建设，枣庄今年外经贸逆势上扬，1-6月份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长17.2%，位列全省第二。目前，各地争相前来考察学习。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汪鸣认为，过去外向型经济发展主要靠“制造业+港航物流”模式带动，而在“双循环”下，开掘中国超级消费市场红利孕育巨大发展空间，这个过程中，港口发展重点应从追求吞吐量向打造内需消费产业的组织平台转变。
　　山东省港口集团总经理李奉利说，处在“一带一路”海陆十字交会点的山东港口，在服务“双循环”过程中，首先就是要构建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供应链体系，满足客户对物流服务端到端的需求，不断提高效率、优化服务、降低价格，让广大客户有更好体验。
　　山东省港口集团携手青岛海关、济南海关、上海期货交易所、中铁济南局集团等16家单位，共建企业合作机制。这一合作机制的核心是以港口为平台和枢纽，把港口、铁路、航运企业、生产企业、海关等生产链、供应链、资源聚集在一起，让硬件更硬，软件更软，更好构筑端到端的供应链服务体系。
　　中远海运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综合物流企业，在山东业务范围广泛，在山东港口现有70多条内外贸航线，在山东有23条铁路班列，初步形成了覆盖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的陆海联动区域物流网络。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钱明表示，下一步，中远海运将针对进口生活资料的运输需求和特点，打造进口海上运输精品航线，拓展陆上运输网络，为客户提供更为快速的陆海联动集装箱物流服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深化陆海联动的同时，也要实现互联网网上联通、数据联通。
　　“工业互联网是东西互济的加速器。”海尔集团总裁周云杰说，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已开始在黄河流域进行布局，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已赋能7省387家企业。比如，在甘肃搭建了陇南区域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赋能农业、药材、旅游、有色产业等八类产业，提升了龙头企业品牌知名度与竞争力，带领就业12000多人。
　　研讨会上，山东省港口集团还与阿里云、海尔等企业签约共建智慧港口。“把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到港口场景，港口就能形成智慧大脑，可以全面提升服务效能，更好服务国内国际互联互通。”李奉利说。
　　（六）北京扩大服务业开放，加速“双循环”形成
　　日前，商务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科技部等10部门印发《关于做好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向全国复制推广一批试点经验，支持各地共享试点的改革开放红利，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1.百余项开放创新成果服务全国
　　“中国服务”正在密切联系世界，而“国际服务”也为中国创造了更多便利。北京作为国际交往的中心城市，自2015年起成为全国唯一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并开启了一场产业开放式改革探索。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张钢介绍，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是党中央、国务院就扩大高水平开放作出的重要部署。试点5年来，首轮方案确定的226项试点任务全面实施，新一轮试点方案确定的177项任务现已完成94%。在试点带动下，北京服务业开放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服务贸易实现快速增长，服务业主导格局更加巩固。2019年，北京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83.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9.6个百分点。2015年-2019年北京累计利用外资818.8亿美元，占全国利用外资的12.5%。其中服务业累计利用外资762亿美元，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从2014年的87.7%提升至2019年的95%。2019年北京服务贸易实现进出口额近1.1万亿元，占全国服务贸易的1/5，继续保持全国前列。
　　经第三方机构评估，北京在扩大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形成了延长研发测试车辆暂时进口期限、开展跨省级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等122项全国首创政策或创新制度安排，已累计向全国或自贸试验区推广6批25项创新经验，为各地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提供借鉴。
　　2.创新服务业模式强化营商“磁场”
　　全国首家外资控股飞机维修企业、首家外资控股证券机构、首家外商独资征信机构、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一批新主体新业态落地北京，服务业发展全面提速。五年中北京不断进行政策创新，全力打造扩大开放的新高地、新引擎、新平台、新机制。针对行政审批与专利授权的时效性冲突问题，北京市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接，将申请专利的周期从三年缩短到了一年以内。
　　“我们公司是做视联网通信技术的，产品和技术更新迭代比较快，2018年以前面临的问题是专利申请量大，但授权周期过长，很多核心专利技术不能及时得到授权和保护。后来经北京市推荐进入专利申请优先审查的绿色通道，目前专利申请的结案周期缩短到了12个月，最快能到6-7个月，此举将对视联动力二度闯关科创板提供支撑。”视联动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总监方东对国际商报记者倾诉的肺腑之言，也是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共同的心声。
　　除科创领域推广4项试点经验，涉及企业兴办、人才服务、权益保护、研发设备监管等多个环节外，北京还在金融、民生等领域形成6项试点经验，通过部门间的协调联动打通业务链，完善产业链，促进业态跨界融合，推动解决企业经营的痛点难点问题，营造发展的综合效益和系统优势。今年以来，克服疫情的不利影响，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稳步推进，橡树资本、高盛及瑞信控股合资证券公司、王府井集团获批免税品经营资质等新一批项目纷纷落地，试点项目库新入库项目238个，累计入库项目697个。
　　在政策突破外，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还依赖模式创新，探索服务业开放改革新路径和项目落地，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模式创新方面，全市服务业扩大开放与自贸试验区、粤港澳服务贸易基本自由化共同构成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探索。比如，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境外货物入区保税，国内货物入区退税，区内交易免税”的园区基础功能，目前已在中国综保区中达到最高开放水平。
　　“服务贸易的深化改革及扩大开放有助于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全球经济的加速恢复，也是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广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经验有利于各地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银香港金融研究院经济学家丁孟说。
　　四、经济内循环，30多年前日本走过，效果如何？
　　苏宁金融研究院的学者付一夫总结了日本施行经济内循环的措施和结果。
　　二战过后的日本，苍凉凋敝，一片狼藉。然而令人称奇的是，日本非但没有被战争打垮，反而没多久就迎来了高速增长的新时期：1960~197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速达到了惊人的16%，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同样高达11.3%；1966年与1967年，日本经济体量先后超过了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超越了联邦德国，正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到了1973年，日本已初步完成了工业的现代化。
　　希腊神话中有个“不死鸟”的传说，讲的是一只名叫菲尼克斯的神鸟，在熊熊烈火焚烧中获得新生，展翅腾空，很多人都以这个传说来比喻战后日本经济的浴火重生。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对外贸易的扩张。
　　针对本国资源贫瘠、市场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等困难，日本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即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制成品出口换取外汇，同时引进技术设备和进口原料，扩大工业生产规模，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而在实践中，日本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出口了纺织、煤炭、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外贸规模稳步增长。在此过程中，日本不忘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产业竞争力日益提升，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不过就在此时，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且越来越难以为继。
　　随着经济的重新崛起，日本开始不断谋求更多的国际经贸治理话语权和更高的政治地位，而在1965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由顺差转变为逆差，当年逆差额度高达513亿美元，这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于是，美国以遏制日本为目的，开启了长期的贸易制裁，从上世纪60年代的钢铁制品到70年代的彩电，再到80年代的汽车、半导体、电信等多个领域，均出现过大型贸易摩擦，前后历时近40年之久。
　　由于过度依赖美国市场，日本不得不一再妥协，自愿限制出口。而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又使得日元急速升值，出口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经济增长愈发乏力。
　　除了频繁的贸易摩擦之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还暴露出两点缺陷：
　　一来，该模式受海外政策与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难以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的原油价格上涨，就让日本陷入了严重的滞涨，经济随之步入萧条；
　　二来，对出口的片面重视，引发了日本经济结构的失衡，也限制了日本的产业升级，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又日益制约着日本的出口竞争力。
　　在此背景下，痛定思痛的日本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并于1986年制定通过了著名的《前川报告》，重点强调了经济发展思路从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此后又接连出台了《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纲要》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着力于摆脱过分依赖出口的状况，大力开发国内市场以应对国际环境变化。1987年新任首相竹下登上台后，立即着手制定了1988~1992年的新经济计划，把中期的宏观经济增长率定为4%，其中内需增长目标是4.5%，出口则为-0.5%，思路的切换不言自明。
　　至此，一场浩浩荡荡的“内循环”大转型，正式在日本拉开了帷幕。
　　经济转型并不容易。为了切实达成国民经济由“外循环”向“内循环”转变的目标，日本祭出了一整套“组合拳”，涵盖领域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招招直击要害：
　　第一招，促进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尤其是在日本这个市场规模狭小的国家，想要以内需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居民势必要具有极强的消费能力。为此，日本重点做了两件事：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增加老百姓的获得感。
　　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日本一直都格外重视提高老百姓的钱袋子，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就搞过一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收入与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到了80年代，日本继续发力提高老百姓的最低工资，并增加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有数据表明，整个80年代日本人的工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大部分民众都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购买力也一再提升。
　　除了涨工资之外，日本还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并通过提高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来解决老百姓花钱的后顾之忧。其间，日本还一改此前周日单休的局面，大力推广双休制度以及带薪休假制度，延长老百姓的闲暇时光，以此来增加人们的消费机会和时间，受此影响，日本的旅游业、商店和百货店的销售额均明显增长。
　　二是着力推动减税降费。
　　日本政府及时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税制改革，其中个人所得税由原来最高税率70%降至50%，税率的档次由15个减为6个，从10.5%~70%改为10%~50%；新设配偶者特别减免15万日元；法人税的基本税率由原来的43.3%降至1987年度的42%，随后又降为37.5%；在利息税方面，从1987年10月起，原则上废除原来的小额储蓄和邮政储蓄的免税制，其利息所得一律征税20%；小额储蓄利息收入优惠免税仅限65岁以上的老人和母子家庭；贴现金融债和贴现国债的税率也由现行的16%上升到18%。得益于这些税制改革，1987年日本减税规模高达1.5万亿日元，1988年减税规模更是达到了2万亿日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居民的储蓄意愿，鼓励了个人消费，并扩大了国内需求。
　　第二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
　　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让日本意识到，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断然无法长久地支持日本经济的发展，必须培育自身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不败地位。于是，日本政府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新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并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在此基础上着力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具体实践中，日本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先是大幅度缩减石油、钢铁、造船等传统制造业部门的规模，缩减幅度约为20%，其压缩的人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新兴产业之中；随后，日本积极扶持电子通讯、计算机、服务、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产业，不少企业都“改行”投身于这些新兴产业。与此同时，日本还大力支持教育科研与基础研发工作，通过一系列财税优惠等正向激励手段来为产业升级保驾护航。
　　如此一来，日本的主导产业逐渐由传统部门切换至中高端部门，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无论是在科技研发人员数量、论文发表数量还是专利申请数量上，均取得了重要突破，而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精尖领域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也让日本跻身于全球为数不多的技术发达国家行列。
　　第三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开展基建投资。
　　二战以后，日本国内社会公共设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于是借此机会，为了应对外部市场环境恶化导致的外需疲软，日本政府把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为主的公共事业投资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不仅增加公共设施的数量，而且设法不断提高其质量，以此来满足人们日益升级且多元化的需求。
　　数据显示，1987/1988财政年度，日本追加了6万亿日元的投资，其中有5万亿日元用于扩大公共事业的投资；1988/1989财政年度，日本再度增加公共设施建设开支，该年度日本财政预算支出增加了4.8%，其中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足足增加了19.7%。在公共事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是公共住宅项目，这相当于是保障房。仅1987年一年，日本就新建住宅165万套，1988年又新建住宅140万套。公共投资的高增长还极大地带动了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发展，为扩大内需狠狠地助了一把力。
　　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日本已是连年财政赤字，截至1986年日本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所发行的国债余额高达145万亿日元，占GDP的比重高达42.7%，但日本政府在支持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方面的财政支出却丝毫不吝啬，甚至不惜大力发行国债和地方债来增加财政预算，为基建投资提供了重要财源。
　　第四招，发展中小城市，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各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失衡之势，其中首都东京一城独大，而其他中小城市及农村则要落后得多。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恰恰可以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禀赋，尤其随着大城市发展的日趋饱和，在正确的政策引导之下，中小城市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意识到这一点后，日本政府立即采取了行动，加快疏散东京冗余的产业，并将其中心城市功能的一部分释放到全国各地：一方面，包括东京、大阪等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周边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崛起；另一方面，日本着力支持小城市和农村工业发展，扩大这些区域产业经营能力和范围。其结果便是日本的区域失衡得到了极大改善，民生证券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日本最富裕的东京和最不富裕的冲绳，人均GDP差距一度不超过一倍，这为日本内需潜力的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日本还不断放开金融领域的种种限制：一来，推动利率市场化，允许办理银行存款的各类金融机构自行规定存款利率，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借贷成本，并刺激他们进行新的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二来，减弱了对金融活动的直接管制，使得各种交易更为便利。受此影响，日本的住房金融和汽车金融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居民贷款也迅速增加。
　　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着实给日本经济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
　　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了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的切换，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攀升，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数据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最终民间消费率始终保持在55%上下的高位状态。与此同时，人们日益追求丰富多样化的消费领域和休闲娱乐性较强的生活状态，餐饮、旅游、文娱、医疗等众多行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活同样得到了显著改善。此外，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深刻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日本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增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获得了极大便利，效率不断提升。
　　然而客观地讲，日本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的效果并非完美无瑕，典型例证便是泡沫的加剧与负债程度的加深。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日本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央行贴现率从1980年的9.0%下降至1987年的2.5%。可是这并没有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太大的积极作用，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加剧了日本楼市泡沫的一再膨胀，进而为后来的日本房地产崩溃与“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笔。此外，财政政策的过度宽松与大肆举债发力基建投资，加剧了日本政府的负债，很多基建投资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未能带来有效的回报，使得日本成为了世界上政府负债率最高的大型经济体之一。
　　尽管如此，这场发生在30多年前的“内循环”大转型，还是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理念和启示，最为核心的几条，便是切实地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五、双循环，具体怎么做？
　　（一）立足国内大循环推动新型全球化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郑东华给出了诸多建议。
　　1.畅通国内大循环
　　疫情突如其来，但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不是偶然的，我国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只有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畅通国内大循环，才能更好地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作出贡献。
　　一是，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供需平衡是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目标，不仅包括总量平衡，还包括结构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推动供需关系在更高层次上保持平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需求结构也应优化。2019年，消费、投资和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57.8%、31.2%和11.0%。出口虽然在GDP中的贡献率下降，但对于拉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非常重要，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商独资企业的份额占50.4%。投资需求稳定增长，2019年1－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55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消费需求稳步扩大，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1万亿元，已接近美国，但消费结构不均衡。我国有1.4亿个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之间的三口之家，也有6.1亿人年人均收入11485元、月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而介于这两档之间的还有几亿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没有变。应客观认识投资、出口与消费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在发展新基建稳投资、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与服务贸易稳外贸、落实《外商投资法》稳外资的同时，着力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拓宽劳动者就业和分享发展成果的渠道，结合我国人口众多的实际统筹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低收入者生计之间的关系，将更多内需潜力转变为支付能力，将支付能力释放为有效需求，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畅通供需良性循环。
　　二是，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我国目前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内部产业链独立完整；又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循环中具有重要地位，产业综合配套能力十分强大。这是我国在要素成本比较优势降低的同时，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质量更高的比较优势。2019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首位，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位居世界第二；全社会研发支出2.1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9%，达到欧盟平均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十四位，进入了创新型国家行列。尽管如此，国内产业循环存在的中低端重复布局导致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足致使高端布局较少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极其紧迫。应下大力气打通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中的“堵点”、接通“断点”，既补短板又锻长板，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助推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树立“创新型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是创新型人才”的理念，舍得重赏在创新中取得重大成绩的“勇夫”，宽容在创新路上跌倒的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技术专家，尊重和保护创新者的创新成果，促进技术创新、基础创新良性互促，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畅通创新链与产业链良性循环。
　　三是，开辟中西部发展黄金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发展基础非常薄弱，在前苏联援建项目和自主配套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资本稀缺、市场分割以及工业时代的资源约束，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采取了“梯次”发展模式，把沿海沿江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建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积累资本，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而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2019年，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66.0%、60.8%、69.4%。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第四次产业革命兴起以及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都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根据今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应抓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的“危中之机”，在巩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五大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家项目优先安排中西部，国有资本积极支持中西部，绿色产业重点布局中西部，政策优惠大力倾斜中西部，全力开辟中西部发展黄金期，形成集约化的区域经济竞争模式，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畅通东中西部区域经济良性循环。
　　四是，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输血”；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干细胞，为金融“造血”，二者之间循环往复、相辅相成。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特别是2019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取消QF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制，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也有利于打通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循环中的“堵点”。长期以来，由于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尚未形成，导致产业资本间接融资比重居高不下，国有企业长期负债经营、杠杆率较高，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金融资本服务产业资本的功能弱化，而产业资本“反哺”金融资本的功能明显。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36.7%，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长5%，利润增长主要来自贷款、债券；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11家银行所赚取的利润占108家中国大陆上榜企业利润的47.5％，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10家银行利润则占到124家中国大陆上榜企业利润的44%。经济与金融的这种循环模式可能导致一些具有成长力的实体企业因债务负担、资金链断裂而夭折。而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这次疫情期间都较好发挥了服务实体经济功能，股市屡创新高，直接融资便利，同时分散了银行风险。应抓住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契机，以建立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为目标，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以国有金融资本为主体，按照《企业国有资产法》要求，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出资人职能分开，探索加强国有金融机构出资人专职专业的统一监管，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畅通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
　　五是，推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赢发展。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二者之间既竞争又合作，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在我国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更加优化吸引外资环境以及鼓励高水平“走出去”的情况下，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都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只有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取长补短，才能相得益彰、共同发展。民营企业生于竞争、存于竞争，经营机制创新性强、市场化程度高，如科技型企业腾讯、阿里巴巴的股权结构分别为南非报业（现在占腾讯公司股比31%）、日本软银（现在占阿里巴巴股比34.4%）控股，但第一大股东“控股不控权”，经营控制权由创业团队即合伙人掌握。民营企业的这些创新，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参考。今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建立有别于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对国有资本不再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制度；对充分竞争领域的国家出资企业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出资企业，探索将部分国有股权转化为优先股，强化国有资本收益功能。应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为契机，在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的同时，也要善“借东风”，鼓励支持国有企业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与各类所有制企业合作，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畅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良性循环。
　　2.推动新型全球化
　　2019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提出，各国应携起手来，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因此，新型经济全球化是开放的全球化，不是排斥异己的全球化；是包容的全球化，不是改造别国的全球化；是普惠的全球化，不是拉帮结伙的全球化；是平衡的全球化，不是两极分化的全球化；是共赢的全球化，不是赢者通吃的全球化。
　　新型全球化的思想内容，既来源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观，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概括起来就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目标，团结世界各国一起发展、可持续发展。用新型经济全球化理念认识双循环格局，就是推动形成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合作共赢、良性互促的发展格局。
　　2013年至2019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总额超过7.8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1100亿美元，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近8000亿美元。今年世界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下降4.9%，世界银行预计下降5.2％，全球93%经济体将陷入衰退，明年的不确定性很大。我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外直接投资位列全球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特别是成功控制疫情并在二季度实现经济正增长，上半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9.4%；中欧班列累计开行5122列，同比增长36%，许多国家把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寄予我国。应找准修复国际经济循环的着力点，把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发挥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走廊、工业园区、交通设施等重点项目上的骨干作用，树立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模式，激活所在国的内生经济和消费需求，为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
　　（二）美国打压之下，政府如何领导中国的产业升级？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教授路风以液晶面板工业为例，探讨了中国政府应如何领导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中国TFT-LCD工业（液晶面板工业）这个新兴高技术工业的历史在全球范围内也不过短短的二十年时间，但发展的速度极快，其销售规模已经直逼半导体工业。它的崛起导致了平板显示器对CRT显像管的全面替代，也使规模庞大的中国彩电工业遭遇了一场技术替代危机。由于平板显示器在最近的六七年里成为制约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升级的一个主要瓶颈，所以发展这个工业的必要性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共识。
　　为了理解中国发展TFT-LCD工业的战略和政策问题，本报告回顾了全球TFT-LCD工业从技术研发到产业竞争的历史。以这个工业的竞争特点和“规律”为背景，本报告对一个中国企业——京东方——在这个新兴的高技术工业领域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度的案例分析。这个英勇的企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扩张触发了一场“液晶热”，为中国发展TFT-LCD工业创造出一个重大机遇。如果中国抓住这个机遇使TFT-LCD工业发展起来，将使中国在自半导体革命以来的基础电子元件领域第一次获得一个宝贵的产业基础，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但正如本报告对“液晶热”的两面性所分析的那样，机遇不会自动变成现实，把机遇转变为现实需要中国政府实施有效的战略和政策。由此反映出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主题：领导中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需要政府能力的成长。
　　中国TFT-LCD工业为中国如何才能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讨论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正在发展中的案例。在本报告结束时，我们从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角度，概括出中国TFT-LCD工业发展历程对于思考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四点教训。
　　1.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要求摈弃“三段式”的技术政策，转而采取有利于自主学习和创新的技术政策
　　中国工业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长期需要吸收、利用和借鉴外国技术，但从引进外国技术到掌握技术并获得能够参与技术变化的能力，必须经过以中国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学习，而自主开发是学习外来技术最有效的途径。“三段式”思维的错误就在于，以为通过购买和使用就可以得到“技术”，却在政策上忽略甚至排斥了学习这个最重要的变量，所以在实践中从未达到过自主开发的目标。
　　以此为教训，中国对于TFT-LCD工业发展的政策原则应该是支持自主建线的道路。正如京东方的案例所表明的，在自主能力基础上的扩张尽管存在风险，但中国企业凭借这个基础不仅有可能跟上该工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还可以进一步参与未来技术变化的过程。相反，引进生产线的道路已经被过去诸多工业的实践所证明是无助于技术学习的，使中国工业仍然无力应对将来的技术变化。就经济转型的需要而言，引进生产线的方式不会使中国工业的经济活动性质发生变化，而一旦中国的企业普遍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发动机就会开动。
　　全球TFT-LCD工业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中国只有走自主路线才能发展这个工业：TFT-LCD工业在各国和地区之间“前赴后继”的发展不是全球“产业转移”的结果。
　　最早开发液晶显示技术的美国企业没有能够实现产业化；虽然日本企业进入这个技术领域是从购买美国企业的技术许可证开始，但其却是依靠自主的开发和创新才使新技术产业化的；虽然韩国企业毫无疑问地“学习”了日本企业的技术，但两国之间没有“产业转移”——韩国企业是以自主能力成长和进取性投资战略把液晶工业推进到电视时代的；中国台湾的企业进入这个工业领域的重要条件是日本企业同意“转让技术”，但台湾企业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而使液晶工业崛起的必要条件，还包括它们在此前所做的准备（包括半导体工业的能力基础和工业技术研究院的研发活动），特别是在进入该工业领域后所采取的进取性投资战略。
　　事实上，仅仅是因为TFT-LCD工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就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可以依靠“转让生产线”式的“产业转移”来发展这个工业。因此，虽然全球化的条件使技术知识和信息高度流动，但利用这些知识和信息而实现发展仍然只能依靠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自主能力。
　　今天的中国也出现了处于新技术前沿甚至以基础研究的突破为起点进行创新的企业。可以很清醒地看到，这些企业的开发和创新仍然不可能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而在知识来源、人员流动和产业链关系等方面都处于与外国企业和研究机构互动的过程中。但无论是什么情况，坚持自主的技术学习和创新都是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唯一正确道路，所以支持更多的中国企业走上这条道路也是政策的原则和重点。
　　2.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直接动力是中国竞争性企业的成长，所以支持这种成长应该是产业政策的核心
　　中国的竞争性企业——自主进行产品开发的企业——是中国技术学习的主体。强调这一点并非说大学和科研机构不重要，而是指明中国工业普遍缺乏自主开发是中国创新系统的主要问题。只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任何一个工业在技术上的长足进步都是由于该工业领域出现了竞争性企业。中国TFT-LCD工业的发展机会也是由中国竞争性企业的出现和成长所带来的——虽然京东方也是通过获得外国技术而进入TFT-LCD工业领域的，而且它获得的技术以及随后掌握的技术（如北京5代线）都不是当时最先进的，但它以竞争性企业为组织形式的高强度技术学习最终使中国获得了可以向技术前沿挺进的能力基础。
　　竞争性企业对于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同时说明它们也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是转变经济活动的性质——从低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转向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还包括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爬升和创新。因此，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要求中国工业和经济体系发展出从事更高附加值活动的能力，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只能通过整个中国工业体系和经济系统的学习和创新，只能靠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
　　因此，以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为总目标的产业政策，应该以鼓励、鞭策、支持和保护中国企业的技术学习和创新为核心内容。政府应该做得更多的是围绕这个核心内容发展政策手段和改革管理体制，而不是热衷于上新项目，更不能把新一轮引进当作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的主要手段。只有这样做，政策的重点才能从重新分配现有资源/能力转向促进新的产业活动和经济成分的增长上，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3.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需要政府的积极作用，而这种作用应该具有战略性
　　“液晶热”证明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积极作用，而“液晶热”的两面性也恰好说明应对它的政策关键和战略原则是对两条发展道路的区别对待——支持中国大陆竞争性企业的扩张并抑制境外企业在中国大陆建线的势头。
　　对于发展TFT-LCD工业乃至其他高技术产业来说，政府的作用之所以重要，还因为现有的政策体系和体制并不适应以中国竞争性企业成长为主要动力的产业升级的需要。只有政府自己采取目标明确的行动，才可能改变旧的并创造出新的政策体系和管理体制。
　　要领导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政府的行动就不能不具有战略性，即在明确目标和原则的条件下采取考虑时间、地点的各种手段。需要这种战略性，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将改变现有的世界技术和产业结构（必然改变贸易结构），意味着中国工业越来越多地能够在国内外的高端市场上竞争；这种前景不可能符合现有发达国家的利益，所以将会产生比在粗放发展阶段更多的摩擦甚至冲突。但如果不升级、不转型，中国的经济就不能持续发展，也就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例如，中国发展TFT-LCD工业当然不符合日本、韩国的利益，但如果不发展，则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就永远受制于人）。也正是因为存在这种与既得利益的结构性矛盾，所以中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由市场机制来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必须有国家力量的支持和政府的领导。
　　第四，以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为重点的中国经济发展要求政府能力的成长。
　　从中国TFT-LCD工业的发展所反映出来的问题看，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同时要求政府能力的成长。增强政府能力的必要性在于，领导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要求政府具有独立的立场和意志——它们由战略思维带来的眼光、知识和执行力所支撑。
　　有效地领导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既不能依靠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行政命令方式，也不能依靠粗放发展阶段的“袖手旁观”方式，而应该采取能够以自己的战略方向和立场去塑造企业和市场行为的方式——这种方式需要在学习基础上不断增长的能力。
　　为增强领导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能力，政府面临着转变政策思维、加强学习和重建机构这三重任务。需要把宏观层次上的理论原则具体化为经济和产业政策的原则。同样，重新成立工业行政机构也证明了机构重建的必要，但需要进一步明确国家工业行政职能的长期性，摆脱机构反复撤并/再成立的怪圈，把工业行政机构的重建当作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部分。
　　政策思维转变和机构重建是政府为积累知识而进行学习的前提条件。政府的学习也是组织性的学习，需要与工业的实践互动，需要系统地积累知识和经验，需要试错。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工业特定甚至企业特定的知识基础之上，不仅因为每个工业都有自己的技术轨道和竞争，还因为技术和工业竞争条件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产业政策的微观特性对政府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是更高更多，而不是更低更少，所以政府能力的增长与竞争性企业的成长都是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所不可缺少的要素。
　　这些结论来自对中国TFT-LCD工业发展问题的分析，来自对中国工业三十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来自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所需条件的展望，它们共同表达了一个被反复证明了的主题——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只能立足于自身能力的成长。
　　但是，当全球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经济转型的机会之窗在犹豫中逐渐悄声关上时，当中国的企业和创新系统所展示出来的技术突破前景在对外资的退让中逐渐黯淡下来时，本报告所讲述的中国TFT-LCD工业发展问题只不过是在已经足够充分的证据基础上再次提醒我们：在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所迫切需要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方面，政府需要提升眼光、增强意志、提高能力。
　　（三）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县域经济如何开出新路？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长发给出了几点意见。
　　7月28日，由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发布，这份报告列出了大陆地区一百个经济最强县（县级市、旗），并全面总结了它们的区域格局和发展特征。赛迪顾问是一家咨询企业，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旗下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据这份报告，2020年，那些百强县以占大陆不到2%的土地、7%的人口，创造了约十分之一的GDP；以占大陆全部县域不到3%的土地、11%的人口，创造了县域约四分之一的GDP。但这些百强县的区域分布很不平衡，其中东部地区占68席，中部地区占21席，西部地区占8席，东北地区占3席。有些省（直辖市或自治区）缺乏发达的县域经济。
　　1.百强县经济发展的原因
　　首先是制度的先发优势。这主要是指东部沿海省份，那里的县域市场经济体系比较健全。
　　如浙江省义乌市，在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领导下，1982年9月，义乌县委做出“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决定，并由义乌县政府发出通告。这是全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性的政府文件。在当时短缺经济的背景下，富有企业家精神的温州人、义乌人，在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同时，创造了大量供给，极大满足了市场的需求，从而促进了义乌经济发展。还有福建省晋江市。晋江位于福建省南部，陆域面积649平方公里。闽南人多华侨，改革开放初期即有部分海外资金进入这里，加上闽南人素有“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于是，利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我国短缺经济的背景，晋江得以发展起来。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曾提出“晋江经验”。“晋江经验”集中体现在“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上，其最鲜明的特色是紧紧咬住实体经济发展不放松，最核心的经验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截至2019年，这里的民营企业突破5.8万家，诞生了46家海内外上市公司，拥有2个超千亿产业集群、5个超百亿产业集群，以及安踏、恒安、特步、361°、利郎、七匹狼等国内外著名品牌，用福建省1/200的土地创造了全省1/16的GDP。此外，晋江还拥有“鞋都”、“伞都”、“拉链之都”、“陶瓷重镇”、“夹克之都”、“体育城市”等称号。
　　晋江在赛迪顾问发布的上述2020年中国县域经济百强排名中列第4位（2019年是第5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综合竞争力全国百强县排名中位列第6位。福建省除了晋江外，还有福清市、石狮市、南安市、惠安县、闽侯县进入上述县域经济百强名单。很大程度上，那些地方不断涌现的民营企业家促进了当地县域经济的发展。
　　其次，依靠特大（或超大）城市的辐射，由招商引资发展起来。那些特大（或超大）城市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胶东半岛、以郑州大都市区为核心的中原经济区等地区。如江苏省昆山市，这里距离上海虹桥火车站和虹桥机场都只要几十分钟车程，目前上海地铁有修到昆山市花桥镇。利用天时地利加人和，1990年代的昆山市领导应该说最有企业家精神和服务精神，他们实施了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尤其是引进台商台资。最典型的例子是，1990年代中期，台湾电脑商华硕和宏碁原来想在上海浦东投资设厂，由于技术含量原因被浦东拒绝了。当时昆山市领导的魄力和决心绝对一流，亲自去上海请对方前往昆山考察，成功邀得对方落地。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昆山一地的笔记本电脑产量已占到全球的40%。2013年，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由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昆山已成为大陆台资企业聚集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多年来，在各类“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中，昆山的排名始终位列第一。2009年，昆山的地区生产总值为4045.06亿元，超过兰州、呼和浩特等省会（首府）城市，与太原、贵阳等省会城市总量相当。在珠三角地区，最典型例子是，目前的深圳市、东莞市和惠州市均为原惠州市域分出，后利用香港溢出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发挥前店后厂的地缘优势，获得了极其迅速的发展。原来县级的东莞、中山受到这些生产要素的溢出，被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提到地级市。
　　第三，依托丰富的资源实现发展。典型如陕西神木市，利用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发展煤炭产业，并推进能化产业向高端发展；河北迁安市，利用煤和铁等矿产资源发展钢铁制造业；贵州仁怀市，利用当地特殊的气候、水资源发展白酒产业，聚集了包括茅台在内的数百家白酒企业；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下辖的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利用丰富的煤炭资源发展煤炭产业；新疆的库尔勒市，利用丰富的油气和矿产资源发展相关产业。
　　2.新常态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
　　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对严峻的外部经济政治形势的挑战，中央要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要立足本县资源优势，从当地的区位、交通、资源、人文社会等基础出发，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导向，在经济发展中找准自身定位，发挥其辐射力和吸引力，积极“走出去”和“请进来”，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首先，发挥区位和交通优势，化本地要素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主动融入我国目前的19大城市群，尤其是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武汉都市圈、中原城市群、海西城市群、胶东半岛城市群等。在目前经济新常态下，位于我国19个城市群地带的县域，要尽可能接受这19个城市群核心城市的扩散效应，发挥本区域的土地、劳动力、水电等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实现和这些核心城市的错位发展。比如昆山、张家港、江阴等地，都是吸收了上海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溢出效应，再发挥本地的土地、劳动力、水电等生产要素资源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全力招商引资，接受核心城市的溢出效应，最终实现本区域经济发展的。
　　其次，因县制宜，发挥本县域的资源禀赋优势，促进本县域的经济发展。
　　（1）人口资源禀赋丰富的县域。如2019年，全国2851个县级行政单位中，有128个县（县级市）的人口超过百万。其中广东省的普宁市、安徽省的临泉县、福建省的晋江市、广西的桂平市常住人口都超过200万人。应该响应2020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的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对本县域进行补短板扩内需提品质；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结合当地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实际，促进本区域的产业转型升级，从而促进本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2）矿产资源禀赋丰富的县域。如内蒙古、陕西、青海、新疆的有些县域，煤炭、油气储藏丰富。这需要大力改善本区域的交通等基础设施，提升本地区资源产业的深加工水平，从而促进本县域的经济转型升级。（3）旅游资源禀赋丰富的县域。如福建的武夷山市、陕西的华阴市等，尤其是贵州省一些地方，旅游资源丰富。这些县域要大力改善本区域内的软硬件环境，如升级本县域连接国内主要核心城市的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大力招商引资，逐渐发展县域经济。（4）土地资源丰富的县域。新疆的若羌县、且末县，青海省的格尔木市，西藏自治区的双湖县、改则县、日土县、尼玛县，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是我国土地面积最大的10个县。除了西藏由于特殊的海拔外，余下的县域完全可以发展适合本区域的特色农牧业产业，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
　　第三，全力改善县域范围内的营商环境。2017年6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因此，全国各县域党委和政府，应该对标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要求，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世界银行有关营商环境的指标体系，全力改善本县域的营商环境。根据国内政界和学界的调查，县域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其营商环境越好；县域或区域经济不好的地方，其营商环境越差，公务部门的“吃喝管卡要”现象要越严重，政府的公共服务缺乏和对市场干涉的越位越严重。目前，全国大多数县域经济不很发达。因此，要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结合本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深化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放管服”的改革政策措施，全面转变县域政府职能，逐渐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
　　第四，在以上天时地利的基础上，追求人和，全力招商引资。
　　前面提到的昆山市，是我国通过不断改善本县域的营商环境，全力招商引资，促进县域经济现代化的典型案例。河南省郑州市下辖的新郑市也是典型的通过招商引资实现大发展的县域经济案例。新世纪初，成都、重庆、厦门、郑州等地都在争取代工企业富士康落户本地，郑州发挥比较优势，如人口众多、土地要素便宜，更投入超过百亿人民币巨资改善郑州新郑机场，终于吸引富士康落地郑州（包括郑州航空港厂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厂区、中牟县厂区），从而促成中牟县和新郑市连续多年入选上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评选的“综合竞争力全国百强县”。
　　第五，经济新常态下，精兵简政，节约稀缺的财政资源。
　　1942年，面对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后所遭遇的困难，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提倡精兵简政：“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他强调：“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1982年，邓小平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他强调：“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情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
　　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上要求的核心都是节约财政资源，将有限的资金用在正途，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县政府仅下设几个科级单位，但由于体制的弊端，目前我国县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武装部、纪检六套班子，合计一般都有上百个科级单位。乃至于有学者说，除了国防部外，其他中央部门在地方都有对口设置，由此造成的财政资源浪费是惊人的。眼下，假如能将大量养人的钱转为养事，如果能裁撤大量老百姓不需要的机构，在县域大力实施精兵简政，将大大有利于我国县域的经济发展，节约大量的财政性资金，更有利于精准脱贫和基础性公共产品的供给。
　　第六，逐渐建立促进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1）要改变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财税体制。比如，全国性公共产品在县域的体现如义务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项目的供给，要由中央适当增加财政支持力度。（2）改革我国的户籍制度和农地产权制度，实现农民市民化、市民国民待遇化。比如，我国目前大约18.23亿亩耕地，户均只有9亩。按照国内外业界的研究，要在南方实现户均50亩，在东北实现户均100亩的适度规模经营，就需要将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不同层级的城市群。因此，需要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依附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建立可以流转的土地要素市场，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3）改革目前的官员政绩考核机制。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据此，应按照满足本县域人民公共服务要求（这体现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程度，来对县域主官的政绩实施考核，以从根本上避免那种通过大拆大建实现，由债务驱动的县域发展模式。这又取决于县域行政体制和主官考核机制的深刻变革。
　　六、结语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总结，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维护国际经济良性大循环。那种以邻为壑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加快形成于我有利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正在塑造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必将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化朝着更深领域演进。
　　（本文综合自多篇专家学者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