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去世，不仅使严复的家庭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也使得严复无法像寻常子弟那样，走科举人仕的道路，后来他竟将此引为终身憾事。在严复一家搬回家乡居住几个月时，就听说了“船政学堂”招生的事情。当时，洋务派大臣左宗棠和沈葆桢等人，在福州创办了造船厂。为了培养造船和驭船人才，又设立了“船政学堂”。根据学堂的章程规定：凡考人该学堂的学生，伙食费全免，另外每月给银4两，贴补家庭费用；3个月考试1次，如果成绩优等，还可得赏银10元；5年毕业后，不仅可以在政府中得到一份差事，而且还可以参照从外国聘请来的职工待遇标准，优给薪水。船政学堂学的大都是“洋务”，相对于正统的儒家教育而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般家境稍好的子弟都以考取功名为目标，多不肯报名应试。而像严复这样的贫困家庭，船政学堂的这些条件，则是很有吸引力的，他的母亲和妻子也都认为这是一条出路。但是，要入船务学堂除具备一些必须条件外，还须有个绅商出具保结。在严家，只有胞叔严厚甫是乡绅，严复母子便去求他，岂料这位叔父竟不顾叔侄之情予以拒绝。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族中一前辈给他们想了个办法才瞒着这位叔父将其名讳职业和功名经历照填保结，加私印呈送上去。后来此事终还是被这位举人发现，大怒之余扬言要具禀退保。母子二人为此痛哭跪求，才告平息。可见，严复入学船政学堂也殊为不易。

福建船政学堂

1866年，严复丧父，家道中落，不得已放弃参加科举考试。是年，左宗棠、沈葆桢等创立船政学堂，为了吸引学生，不但不收学费，还提供生活补贴。这对好学的严复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他费尽周折终于进了船政学堂，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校学习。

1866年冬天船政学堂正式对外招生，]3岁的严复同福建和广东一带的许多贫家子弟都前来报考。说来也巧，入学考试的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恰逢父亲去世不久，满肚子都是追思的深情，想到家中母亲含辛茹苦支撑门户，他触景生情，数百言洋洋洒洒一挥而就。该篇文章情文并茂，深得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的赞赏。放榜以后，严复竟以第一名被录取。这对于刚刚失去父亲的家庭来讲，当然是一个大喜讯。14岁那年，他改名为宗光，字又陵，正式进入该校学习。入学后，他按月将4两纹银的津贴，以2两供应家庭，2两留着自用，一家大小勉强过着清贫的生活。

威海水师学堂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官员认识到要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手段来富国强兵，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他们建立新式学堂，水师学堂就是为了发展现代海军而修建的，主要教授外语、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课程。学员中的大多数都成为海军中的栋梁之材。图为威海水师学堂遗址。

船政学堂第一次招生录取学生几十名，除严复外还有后来北洋海军主要将领刘步蟾、方伯谦，另从香港招来有一定英语基础的邓世昌、林国祥等人，总计105人。但后来因种种原因，到1873年时只剩39名在学，最后完成学业的只有14人。这些学子入学时的年龄约为12至15岁，日后都成了北洋水师的栋梁之才。船政学堂以培养洋务人才为重点。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虽然也有“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文理”等内容，但最主要的还是以造船和驭船的相关科学技术为主。船政学堂分为两个班：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主要学习造船之术，以培养“良工”；后学堂学习驭船之术，以培养“良将”。严复被分在后学堂，换句话问，与严复此前在私塾家输入的新知识、新学时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学等课程。这些都是当学、电磁学、声学和热文学、航海学、光学、电学、化学、地质学、天术、几何、代数、物理系统地学习了外语、算科举相关的八股文，却这里他虽没有学到与身上再贴切不过了。在马，焉知非福”用在他于严复来讲，“塞翁失作“良将”来培养的。对说，他一开始就是被当中所学的四书、五经等绝然不同。求知的欲望，再加上少年时代的好奇心，使他对这些课程非常感兴趣，学习成绩也因此一直名列前茅。到19岁那年，严复以最优等的终考成绩从船政学堂毕业了。当时洋务官员沈葆桢以及一些教官都十分看好严复，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毕业之后，他马上被派到军舰上实习。严复先随“建威”号船南下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再北至中国东部海面的渤海湾和北部的辽东湾等地。次年，福州造船厂又成功地自制“扬武”等5艘巡洋舰，他又被改派到“扬武”号上实习，巡历中国的黄海及日本长崎、横槟等各地。1874年，严复又随“扬武”舰去台湾，测量台东背、莱苏屿各海口，历时计月余。在整整5年的跟船实习中，严复遍历了中国附近的海域，世界在他眼前展现出别样的色彩，这是埋首于四书五经中的旧式书生绝不可能见识到的。这种丰富的游历对于青年严复来说实为幸矣！殊不知，在大洋的彼岸，另有一番世界正在等待着他去探寻哩。

“扬武号”巡洋舰

严复从水师学堂毕业之后，他被派到“扬武号”巡洋舰上实习。在5年的考察中，严复“走”遍了中国附近的海域，到达过日本的长崎、横槟等地，富强的日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严复在出海台湾期间，偶有机会回家探望，他与王氏的长子严璩即于此时出生。发妻王氏年龄与严复相仿，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一对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成的夫妻，一生之中相聚的时间并不多，由于王氏目不识丁，故相互之间也没有书信交流。但严复感念她在他幼年之时与母亲一起支撑门户的艰辛，加之她后来照顾母亲与儿子，对她颇有一分尊重之情。这种情分一直持续到王氏过世之后，他的生活之中：严复每每不忘记在日记中写亡妻的忌辰与生日，以显示两人之间的情分。1921年夏天，在他过世前的两三个月，还亲手为王夫人抄写《金刚经》一部。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道：“老病之夫，固无地可期舒适耳。然尚勉强写得《金刚经》一部，以资汝亡过嫡母冥福”。此外，严复在生前即安排好死后与王夫人合葬，然而他的第二、三夫人却无此待遇。此举或许是遵从惯例、礼法，但严复对王夫人的情分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这段早婚经历，严复认为只是依循中国旧法，“承继祀，事二亲，而延嗣续”罢了（《严复集》）。当他后来学有所识后，更深刻体会到了早婚给人们带来的弊端。子嗣过多，养育欠佳，导致恶性循环，以至于“谬种流传，代复一代”（《严复集》）的地步。在《法意》案语中，严复又说“中国沿早婚之弊俗，当其为合，不特男不识所以为夫与父，女不知所以为妇与母也。甚且舍祖父余荫，食税衣租而外，毫无能事足以自存”（严复译《法意》）。总之，对于有亲身经历的严复来说，过早结婚无论对个人、国家与种族都是不好的。

选自《天演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