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73年底，陕甘总督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桢、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联名上奏朝廷，建议选派船政学堂优秀毕业生，前往英、法两国留学深造；此举得到洋务派大臣李鸿章与恭亲王奕诉的大力支持，当时由于一些原因耽误而未能马上实施。1876年夏，李鸿章前往烟台，就“马嘉理案”与英国代表举行谈判（后签订了《烟台条约》）。在此次谈判期间，李鸿章多次应邀参观了在烟台海面上停泊的英、法、德等国的军舰；当他注意到英国军舰上竟有日本青年军官在随舰接受训练时，更坚定了派遣学生出洋的决心，当即在烟台就详细拟订了派遣海军留学生出国培训的计划和章程。计划确定派遣30名学生留洋3年，预算经费30万两银，由李凤苞担任华监督，清政府雇佣的法国军官日意格担任洋监督。在第一批留洋的海军学员中，除严复外还有刘步蟾、林泰曾、萨镇冰等等。

选派留学的幼童

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曾国藩和李鸿章主张，除了修建新式学校外，还应派人到西方直接学习先进技术。1872年，曾、李联合上书，要求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为中国培养国内急需的新式人才。几年后，严复、刘步蟾、林泰曾和萨镇冰等被送往英国，学习驾舰指挥。图为早期选送留学的幼童。

同文馆

为了培养翻译人才，总理衙门在1862年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外语学校——同文馆，由外国人担任教师。同文馆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新式教育的开始。

1877年5月7日，这批留着长辫子的中国留学生乘船到达法国马赛。在这里，留学生分为两支，学习船舶制造的人留在法国，其余学习驾舰指挥的学生则前往英国首都伦敦。这一年，严复23岁，正是青春大好、抱负满怀之际。来到英国后，严复先进普茨茅斯（Portsmouth）大学学习，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在这里，他主要学习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技术、海战公法以及枪炮营垒等课程。经过考试，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是“屡列优等”。为什么英国等西方国家要比中国更强？这是他心中一直以来的疑惑。每每课堂之外或是茶余饭后，他就开始研究西方政治学说以及英国资本主义制度。他希望通过种种途径来探讨其强盛之由，进而为中国的出路寻求良策。他经常进出图书馆，到法院旁听等等，接触到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说、边沁的功利主义、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实证论哲学和逻辑学、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物种起源》等等先进书籍。1878年夏，当听闻法国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变革时，他亲历法国考察，深入了解法国启蒙思想。其中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以及卢梭自由、民主思想给了他深刻的启迪。在这些完全西化的文化熏陶下，他感到西方思想家的学说，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经训”或辞章，重观察、轻推理，很能切合实际。通过对西方学术著作的大量阅读，严复的世界观在开始改变。他身上那些迂腐的中国旧式经学气息被这些耳目一新的知识冲淡了，一股革命的激情开始在他年轻的血液中涌动。

君主立宪制

到达英国后，富强的大英帝国给严复很大刺激。他开始思考中英政治制度的差别，研究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他眼中，英国人人平等、安定有序，而中国官尊民卑、动乱不止，二者根本上的不同，在于政治体制的差别。

严复的思想变化可从他后来的回忆中看到，“犹忆不侯，初游欧时，尝人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他感到英国的富强并不是如洋务派官僚们所说的只是“坚船利炮”，而是在于它有一个使“公理日伸”的政治和立法制度。国家法律体现了百姓的利益，因而老百姓也乐于遵守，于是，诺大一个英国一切治理得井井有条，“莫不极治缮葺完”。而反观中国，动乱不止，饥民遍野，法自钦定、官尊民卑。英国法律人人平等，囚犯不论贫富贵贱，一律按照法律程序审判，不得严刑拷问。对照当时中国严刑拷打当事人和审判后当事人匍匐下堂的惨状，严复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愤怒。他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英国之所以不同，就在于政治体制的差别上。专制制度下的中国由于不会上下一心，平民只是当政者的“苦力”；而立宪制的英国，则有“议院代表之制，地方自治之规”，所以能“和同为治”，上下同心，平民都不再是“苦力”而是“爱国者”。于是，严复发出这样的感慨，“夫率苦力以与爱国者战，断无胜理也”。所以，中国要改变落后的局面就必须从制度革新上下手，才可让全国的“苦力”们变作“爱国者”。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彻底变革清朝腐朽的制度，可是，作为一个大清朝培养的知识分子来说，严复的革新思想十分有限，他并未想到从根本上改变大清朝，而是从渐进式的改良出发来把中国制度改变成君主立宪制的英国模式的制度。但，国家制度之变化又岂是个人之力可改变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困惑了严复的整个后半生。

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1876年，严复被派往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舰驾指挥。在那里，他学习了物理、化学、海战技术等，成绩十分优异。学习之余，他也接触到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孟德斯鸠、卢梭的民主思想，逐渐形成了他的社会、政治观念

在英国留学期间，24岁的严复与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相结识并成为忘年之交。每逢周末或假期，他总是到使馆参加郭嵩焘举办的宴会，与郭嵩焘“论析中西学术异同，穷日夕勿休”；有时也为郭嵩焘等人演示摩擦生电和声光传递对比实验。郭嵩焘思想开明，乐于听这位后学对于英国政治制度的见解。他还认为，严复的英语水平比专业翻译人员的译文更透彻，当水师军官是大材小用。1878年，郭嵩焘因受到弹劾回国，英国《泰晤士报》就此发表了文章。严复把这篇文章译成了中文，译文文字流畅、义理清晰，道出了英国人对郭嵩焘的留恋之情。这篇译文是严复翻译生涯的开始。1879年，严复回国时，郭嵩焘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保荐严复。他在举荐信中说：“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当此任！”可惜，这次举荐因没受到重视而作罢。

1879年6月，严复因学业屡考优等，派到英舰“纽卡斯尔”舰实习半年，当他即将上舰船之际，船政大臣以福州船政学堂需教习为由，先期调他回国内母校福建船政学堂当教习。就这样，严复结束了两年多的留洋生涯，时年26岁，学富五斗，中西贯通，他的心中充满了革新救国、去除旧弊的激情，正是旧中国转型期中亟需的引进西方启蒙文化的人才良将。后来，他不负众望地以他的革新思想与惊世译作给这个落后愚昧的旧中国带去了一盏认清方向的明灯！

选自《天演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