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爱国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严复当然也是倡导维新变法中的一员，所不同的是他是以维新派思想家身份出现的。1895年，严复先后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宣传变法维新，提倡“新学”。同样是救国政论文章，严复与康、梁等人的相比较有着鲜明的不同。他的文章意新而语古，在当时独树一帜。由于所受教育经历不同，康、梁二人皆是以中国旧学为武器，从儒家的“托古改制”立场，来论述维新的重要性，故不时有牵强附会之处，这一点连梁启超自己也是承认的；而严复所用的则是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学说，这些学说无异是全新的，且更具战斗力的武器。所以在当时，严复拥有大量的读者。
签订《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使帝国主义势力扩张到内地。《马关条约》是自1860年中英、中法等《北京条约》以来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一个最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图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时的情景。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这是严复在第一篇政论文章《论世变之亟》中开篇的发人深省的慨叹。接着他写道“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有一个不变的规律“运会”，正是这个运会导致了西方列国对中国的侵略，而“运会”既不可变，则只有讲求救国自强才是出路。他又写了中西方的不同，“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道出了西人富强的原因。进而，他对顽固的封建专制提出了这样的批判：“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这是多么痛快淋漓而又深刻的批判。
在《原强》中，严复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救国理论。他提出的三个主要救国办法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主要指禁烟，禁缠足；开民智则指废除八股文，提倡西学；新民德最主要的指创立议院，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来代替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读者不难看出，这些政论极具进步性、针砭时弊，且在当时相当大胆，表明了那时的严复充满了一个斗士的勇敢的革新精神。与前面几篇文章相比，《辟韩》一文则集中地抨击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思想。他写道“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硬者也，最能欺夺者也”他们窃取了国家人民的权力，而韩愈却把这些看作是“天之意、道之原”，于是他发出强烈的质疑“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固如是乎？”这篇文章是严复反封建专制的最重要檄文，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猛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提倡民主的政论文章。1895年3月，洋务官员李鸿章被清廷派往日本，准备接受日本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和约”。面对危急的形势，严复在该月月底发表了《原强续篇》一文，表明了他主战的坚决立场。指出“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而“今日之事，舍战固无可言”，“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苟战亦亡，和岂遂免”。文章不仅痛斥了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对外屈膝投降的政策，而且还洋溢着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
吴汝纶
吴汝纶（1840—1903年）近代文学家、教育家。字挚甫。安徽桐城（今枞阳）人，桐城派文学家。吴汝纶主张研习西学，与严复是挚友，曾为严复译《天演论》、《原富》等译著写序。《天演论序》传诵尤广，在清末思想界影响很大。
报纸是宣传维新思想的重要战地。从1896年开始，严复积极赞助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他的上述重要政论文章都多次在该报上转载。1897年11月，他与王修植、夏尊佑等人，在天津正式创办《国闻报》。其办报宗旨在于“通上下之情”让改革得到政府同情，“通中外之情”让国人逐渐了解外情，吸取西方知识以“开民智”。严复在该报上针砭时事，多次揭露并批判了清廷的腐朽。是以，《国闻报'在当时中国北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严复逐渐成为受人关注的政论名人。
严复《天演论》手稿
甲午战争的失败，加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继康有为、梁启超创办《实务报》、宣传西学后，严复与人创办《国闻报》，并开始翻译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天演论》译出后，人们争相阅览，严复也成为中国思想界的风云人物。图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手稿。
为了开民智，严复决定将西方的政治经济著作译成中文，使中国的读者认识到这些发人深省的经典之作。这年夏天，他开始着手准备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翻译工作。这是一本他在英国时期接触到的令他十分倾服笃信的书，决心一定要译好它。为了遵循他自己制订的“信、达、雅”三个标准，他常“为一名之立，而旬月踌蹰”。为什么他译得这么辛苦？原因在于严复在文风上的复古思想。他素喜桐城派文笔古雅，对梁启超的批评（梁对《原富》的评价“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摩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并不了然。他认为研究精深学理之书，必定不能以通俗之词表达，“窃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是以，他的《天演论》是用古文的形式翻译出来的。虽是文言却琅琅上口，典雅优美，加之思想内容切合时代潮流之趋势，故十分吸引人。在译书的过程中，他的好友桐城派后期名儒吴汝纶对其帮助甚多，严常根据吴汝纶所提的意见进行修改。当得知吴汝纶同意给《天演论》作序时，严十分感激。1902年，吴汝纶与严复同在京师大学供职，共事期间关系亲密，相约共进退。但吴汝纶在日本考察后不久就病死桐城。严复听后悲痛万分，做诗《挽吴挚父京卿》以资纪念。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受康有为的影响，梁启超积极投身于宣传新思想、启发民众等活动中，先后创办《实务报》、《知新报》等刊物，参与“公车上书”。晚年致力于学术研究，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天演论》的核心思想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众多的按语中，严复把达尔文优胜劣汰的进化观点运用到社会进展当中，即落后就要挨打，谁最强有力，谁就是优胜者，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求得生存，求得发展，否则，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我们的被侵略的中国则正是“劣者”！严复的《天演论》以自然科学的许多事实，论证了生物界物竞天择、进比无已的客观规律。它像沉重的警钟声，塑造出19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发奋图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效果。1898年，《天演论》出版，可谓有惊世骇俗之效，受到了知识界极大的赞许与肯定。梁启超评价它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康有为认为“眼中未见此等人”，连封建士大夫吴汝纶也被它激昂的爱国言词所感动，“得吾公雄笔，合为大海东西奇绝之文，爱不释手”。
公车上书
1895年5月，康有为等听到《马关条约》的签订后，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变法维新，上书虽被都察院拒绝，但在全国广泛流传，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史称“公车上书”。
“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口号，不仅直接影响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推进了维新变革思想与实践；也一直流传到后世，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陈天华、邹容、秋瑾、孙中山、鲁迅、吴玉章、朱德、董必武、毛泽东等人，都自称受到过《天演论》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天演论》自译作问世后曾有30多种版本，居当时西书译作之首，足见该书影响之大。严复从此成为全国范围内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
选自《天演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