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起，严复为了阐述了他的变法主张，起草《拟上皇帝万言书》，刊于《国闻报》上。希望从治标与治本两个方面人手，使中国成为一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正在主持百日维新的光绪皇帝闻其盛名，便宣他来京觐见。在觐见的过程中，光绪命他将此前发表在《国闻报》上的《上皇帝万言书》呈上。回家后，激动不已的严复觉得他的救国策略将要实现，便赶紧抄写《上皇帝万言书》。岂料，这篇万言书还没有呈送到光绪那里，戊戌政变就开始了。光绪被囚，严复也连忙返回了天津。因他未曾在变法中担任一官半职，也没有直接参与变法活动，只是作为思想理论家身份出现，所幸血淋淋的刀并未对准他。

谭嗣同

光绪皇帝接受维新派的建议，实行变法，不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发动的推翻戊戌新政的宫廷政变，将光绪皇帝软禁，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持续百余天的维新变法被中断。图为被杀的六君子中的谭嗣同。

戊戌政变使严复感到无限的悲愤。虽然他与康有为、梁启超有着不同的变法方针（他强调治本，以教育民众为基础，而康梁则提倡直接改国制），但回天津后，他在《国闻报》上发表了对他对六君子被害和光绪被囚称病的愤懑之情。他在哀诗上写道：“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提笔之时，他的手是颤抖的，那是哀痛、惋惜还有后怕而发出的颤抖。之后，他的《国闻报》便因此而被清廷勒令停刊了。

严复手书痛斥戊戌政变的诗

《戊戌八月感事》写于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之后。此时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等6人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等遭缉捕，维新派官员黄遵宪等数十人被罢免，推行了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诗人对此满腔悲愤。诗意：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

此时，严复的学术思想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他开始有意识地翻译西方哲学政治著作，以图从根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来武装国人的头脑。之所以说他与康有为、梁启超不同，就是在于他的革新方法是以教育民众为根本。他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是有近代以来的各种基本理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基础和依据，而这些是建立在认识论上的。只从传统的“古训”和教条出发，“不实验于事物”，才是中学不如西学的根本所在。所以，严复针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旧学”，大力提倡逻辑归纳和唯物论的经验论。以西洋新学的“实”来打倒中国旧学的“虚”。他的这种眼光和才学实力，在当时的确是凤毛麟角。

“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是他这一时期的又一个重要思想。“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得自由者，乃为全爱。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害怕和最为反对的，也就民众的“自由”。封建的各种制度都是聚禁锢这个自由。他主张：“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他的“自由”言论与同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平等”、“博爱”的口号，构成了当时反封建、反专制的最强音。

亚当斯密与《原富》书影

亚当斯密（1723-1790年1，英国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代表作有《原富》等。严复在留学英国时已经接触过他的经济学理论，在《天演论》译出后不久，严复又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著作，它们与《天演论》等译著一起，构成了“严译八大名著”。

在《天演论》之后，严复不辞劳苦地继续从事翻译工作，经年不改。尽管他知道用古文的方式来翻译英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他仍发出“有数部书，非仆为之，可绝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的豪言。也即，就对西文的水平及其真理的明了深度而言，只有他才可以译得到位，而此间30年中都无有出其右者。很多人觉得严复说话太“狂易”，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严复治学向来严谨，常常“为一名之立，而旬月踌蹰。”“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经过长期艰苦的翻译，他终于完成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其中主要有亚当斯密的《原富》（原名直译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权己界权论》和《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译文和按语合计约170多万字。蔡元培曾评论严复的译书工作云：“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几道为第一。”与此前翻译的《天演论》一起，被后人称之为“严译八大名著”。这些译著没有辜负严复的期望，它们的确影响到了后来的几代知识分子精英，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选自《天演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