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华夏文明中

“龙马精神”的鲜活具象

马早已镌刻入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它勇往直前、自由奔放、忠诚可靠

在传统文化中

被视为事业腾达、栋梁之才

以及生机活力的象征

家马何时被驯化？

在古代，马如何助力文明进步

发挥其重要作用？

丙午马年，来一探究竟！

（图源：pixabay）

　　在汉字的演变长河中，甲骨文中的“马”字堪称典型象形文字的代表，勾勒出了马的长脸、飘逸的鬃毛、灵动的马尾和稳健的四足，展现了一头身躯高大的动物形象。金文中，“马”字保留了马的大眼、鬃毛和马尾形状，与甲骨文相比，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小篆的“马”字则初现了后来“马”字的雏形，为汉字的进一步演变奠定了基础。许慎《说文解字》中道：“马，怒也；武也。象马头、髦、尾、四足之形。”这概括出马的外形、性情和“马”字构造特点。

“马”字的演变

（图源：《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

　　马属动物的起源可追溯至5800万年前出现在北美大陆的始祖马，根据化石可知，那时的始祖马大概只有狐狸大小。在进化过程中，它们向欧亚大陆扩散，身材变为更庞大的流线型，前后脚趾分别由四趾、三趾变为单趾，以利于奔跑。 

　　被人类驯化的马出现相对较晚，已有研究表明，马的驯化开始于距今5500年左右的中亚地区柏台遗址（位于哈萨克斯坦）。而距今4000年左右，在中国黄河上游地区，已出现驯化的家马。 

　　先秦时期，马已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主要有三大用途： 

　　第一大用途是彰显地位的随葬品和祭祀品。饲养马匹一开始便与丧葬习俗、等级制度有关，鉴于马所具备的重要经济与军事价值，其殉葬对象仅限于王室或高级贵族，且其多在重大祭祀场合使用，使用频率不如牛、羊、猪三牲。 

　　第二大用途是作为挽车畜力，用于拉车、车战和驮物。马的记忆力、方向感出色，善奔跑、负重，因此成为古人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和狩猎及战争助手。我国最早的马车现于殷墟的车马坑，可以发现商朝时一车一般配备两马，而西周都邑所在的张家坡遗址，出土的则是一车四马。四马战车在行进速度、爆发战斗力方面均非两马战车所能比拟。在牧野之战中，周人很可能是凭借四马战车的优势击败了商人的两马战车。而周朝养马业的兴盛，亦可以从《诗经》中描写的、由四匹骏马拉动奔驰的马车基本配置中得以管窥。四马战车及其配属军事人员被称为“一乘”，故而当时称某国家军事实力强大，多用“千乘之国”“万乘之君”形容。 

陕西西安张家坡遗址发现的车马坑（线描图）

（图源：《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

　　第三大用途是骑乘，尤其在战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殷墟遗址出土的马骨没有发现脊椎骨上骨质增生、发育不对称、脊椎融合、水平裂缝等马用作坐骑会出现的典型病变迹象，由此推测骑马行为在商代尚未正式出现。而在新疆东部哈密地区，两处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的遗址中出土了异常病变的马骨，证明了这些马曾长期被人骑乘。 

　　商周时期，以马驱动的车战是主要的征战手段。战国后期，赵武灵王为应对游牧民族而推行胡服骑射改革，组建骑兵部队，使骑兵成为重要的作战辅助力量。直到两晋时期，马鞍和马镫等重要马具发展、完善，以马为基础的重装骑兵最终成为战争舞台上的主角。在秦汉之后的历代王朝中，马始终是国防力量的重中之重，统治者对养马业高度重视。 

　　总而言之，家马的驯化和豢养，不仅为古人提供了富含蛋白的肉、奶等食物来源，更显著提高了运输和战斗能力，极大地促进了人群迁徙、民族融合、文化传播以及社会进步。基于马对历史的重要贡献，宋代王应麟在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三字经》中将马排在六畜之首的位置，当属实至名归。 

　　（来源：《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袁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延伸阅读 

《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

作者：袁靖

索书号：Q915-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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