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典有籍，文脉赓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籍承载了先贤思想智慧、历史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传承不息的精神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古籍工作，指出“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近日，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图书馆报》记者专访了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 

　　记者：今年提案中，您重点关注了哪些问题?有什么建议? 

　　陈红彦：重点关注的主要还是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希望有更多的阅读方式去启迪民智，培养青少年爱国情怀。另外是社会力量参与古籍工作的机制需要不断完善等问题。 

　　记者：当前古籍活化利用仍处在初步发展阶段，难点在哪里? 

　　陈红彦：古籍活化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如从影印到整理解读，从古籍影像到知识库、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应用，从展览到线上展览、沉浸式体验；从不懂的文字到挖掘应用到丰富生活。从单一的文字阅读到丰富的展示形式，古籍活化正在汲古以润今，丰富我们的生活。难点是既懂技术又懂古籍还了解需求的人才严重不足。 

　　记者：生成式AI技术的发展为古籍保护、古籍数字化工作带来了哪些机遇? 

　　陈红彦：AI技术让古籍活化利用有了提质增效的空间，如正在开展的AI断句、翻译古籍等，让今人了解古人有了更便捷的通道。同时，AI的应用让古籍修复保护的科学精准有了更广阔的空间，给古籍抢救赢得了时间。也让古籍活化有了更多的形式，更多的产品，提升了大众的接受度。 

　　记者：您认为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迫切需要具备哪些素质的古籍人才? 

　　陈红彦：我们需要具有综合素质的跨界人才。推动古籍的智慧化建设需要既懂数字技术、又懂古籍文献的人。懂修复又懂文献的人，可以精准修复古籍文献；懂科技又懂文献需求的人，让科技赋能古籍的保护利用传播等。 

　　记者：如何推动社会力量(企业、个人)参与古籍保护? 

　　陈红彦：个人认为，其一是制定相关配套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相关工作，比如在社会力量捐助时采取对税收减免等鼓励措施，让志愿者可以获得精神鼓励以及就业优先等奖励；二是与社会力量合作，优势互补，进行相关的保护、推广，跨界联合，一起科学有效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如联合社会力量进行技术研发、材料制作，组织推广活动等。近年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等社团组织努力在公藏机构和企业、个人间搭建桥梁，筹集企业公益资金进行古籍修复、古籍普查、古籍数字化、出版等。 

　　社会力量资助修复，对于古籍存藏机构和修复师们而言，经费的宽裕可以让材料得到保障，与修复对象不断比对，令其适配程度更高；以社会资金加大科研的投入，用科技赋能，让古籍修复更科学、更规范；企业的介入还让跨界、跨行业的合作成为可能，修复过程中项目组邀请内容、技术专家共同探讨，教学相长，传承了技艺，也培养了队伍；邀请专业拍摄留下更全面的档案资料，给同行和之后的修复提供参考；取得的经验也可推广至其他纸本文献修复。 

　　对企业而言，一是加大了企业与事业单位的深度合作，合力保护中华文化遗产，把出资人与待修文献的生命连在一起，为古籍续命的公益行动功德无量；二是多方宣传，效应叠加，既宣传了古籍保护，也让公众了解企业；三是企业有效承担了社会责任，增强了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公益资助让收藏者和捐助人实现了基于古籍保护的“双向奔赴”,是互相成就。 

　　公益资助开展的志愿者行动在弥补公藏单位专业人员不足的同时，也让参加志愿服务的青年学子提前参加古籍工作实践，为就业做准备，也是互相成就的过程。 

　　记者：乡村振兴中如何挖掘和保护散落民间的乡土古籍、地方文献?基层图书馆古籍工作的侧重点应该在哪里? 

　　陈红彦：这些文献应该被保护好，并加以利用。地方文献是一地发展的见证和百科全书式的记载呈现，对挖掘地方优秀文化传统，发展地方经济等提供资料的支撑。基层图书馆的古籍工作主要是保护好，让其安全传承，对破损的实施修复，自身力量不足时可以在归属不变的情况下，寄存条件好的单位，也可以申请有实力的修复单位修复。根据状况用合适的方式加以利用。 

　　记者：目前，全国已有30余所中高等院校开设了古籍保护相关专业，您如何看待该学科的性质以及前景? 

　　陈红彦：这些年来，这些古籍保护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一部分已经投身古籍保护工作，成为古籍保护的生力军。不断完备课程设置，适应不断变化的古籍事业的发展需求成为未来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如传统的鉴定、编目、修复以及新的科技手段、数字人文等需要不断跨界研究，推进发展等，应在学校期间不断地适应，增设相关课程，培养文理兼通的复合型人才。 

　　记者：与国家古籍保护事业相伴38年，一路走来，您对这份大众眼中“神秘”“冷门”的工作有哪些独特的感悟? 

　　陈红彦：我本人从事古籍工作源于1983年高中毕业的一次选择，在老师的建议下，我选择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习。1987年7月24日毕业后到国家图书馆(时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善本组，从事古籍工作。那时身边的亲友都有疑惑——什么是古文献?这么冷僻的专业，能养活自己吗? 

　　的确，那时候古籍是高冷、是陌生，是冷门绝学。即便我选择了古籍行业，入职时，也是懵懵懂懂。陆续在前辈带领下，参加《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录》《中国善本书总目录》辅助工作才逐渐有所感悟。接触的冀淑英、沈燮元等先生面对古籍版本鉴定、递藏源流如数家珍，让我崇拜，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2001年，我走上管理岗位，成为善本特藏部副主任。管理中华民族最重要文化遗产的担子一下压在我们几个年轻人身上。2002年，我们开始作为主力参与政府主导的“中华再造善本”的工程。希望通过对珍稀善本的影印出版，让珍贵的古籍化身千百，提供学界使用，方便普及和文化交流。后来这些再造善本被送进110所高校、30余家省级以上图书馆、港澳台地区进行学习、研究，还走向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智慧为全人类共享。 

　　再造善本出版时，每部书都撰写提要，年轻人写，专家们逐字逐句审改，通过提要撰写，一批专业人才也培养出来。我在再造一期还是撰稿人，二期的时候已经成为审稿人，给青年人审改提要，这种角色的转变也是项目实现的传承吧。 

　　2006年前后，文化部曾经委托国家图书馆开展基于古籍工作的初步调查，面对大量亟待修复的古籍，修复队伍不足百人，科研能力和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巨大，古籍利用渠道严重不足。2007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针对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提出了古籍保护要更加科学规范，这个文件拉开了政府主导的全面开展古籍保护工作的序幕。 

　　我有幸成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第一任主任，也成为专家委员会的第一任秘书长。在办公室的三年半，组建团队，建章建制、制定标准、外出督导，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审核对、上报公示、修订发布，与上下级联络、展览、会议、名录出版，各种咨询……每年公布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出版一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举办一次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特展。筚路蓝缕的拓荒，也奠定了之后的基础。 

　　之后，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者的努力下，普查陆续完成超过90%,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并公布，203家单位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有了《汉文古籍特藏定级标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标准》《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等一系列国家标准，一批原来未见于著录的古籍重新发现。2007年，一册《永乐大典》经过努力，实体回归祖国，成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一份厚礼。 

　　2011年，我回到古籍馆，成立古籍修复传习中心(其后全国多家单位有了传习所)、建成古籍保护科技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数以百万页的珍贵文献得以修复，仅是国家图书馆就开展了清宫“天禄琳琅”“西夏文献修复”“西域文献修复”“三件早期印刷品”《永乐大典》修复等专项，让珍贵古籍延年益寿的同时，一批青年修复师也成长起来。2006年调研中不足百人的修复师队伍在短期培训、师徒相传、学历教育等三驾马车的拉动下，升至千人。 

　　几年间，在社会力量资金技术的支持协作下，科技赋能，古籍高清摄影、古籍修复用纸此外，展览也是让观众亲抄造、古籍修复浸染、纸张脱酸保护等领域多项技术攻关取得   近古籍的有效手段，国家典籍重大突破，实现一批自主研发博物馆开放十年，展览从甲骨专利技术转化利用。我所在的到近现代名家手稿，从《诗经》古籍馆研发的脱酸技术与设备到《红楼梦》,让孩子们在这里已经进入应用推广，取得了阶研学体验，享受传统的开蒙，文段性成果，濒危文献脱险指日创产品让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可待。 

　　对古籍的利用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推广，也有了越来越丰富的成果和手段。古籍通过出版、数字化、展览、影视甚至AI游戏进入生活，文化的DNA有效地传承着，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2011年起，我和同事们一起，与近百家出版机构合作，让古籍特藏不断公布，方便利用、传播，几乎每年公布数量可达3万余册，积极配合了国家文明溯源、古文字工程、黄河长江大运河文化公园、敦煌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方便了学术研究。6868部馆藏地方志全部影像公布并加工成全文提供检索，甲骨、金石拓片、年画、老照片等陆续发布。后来“中华古籍资源库”整合并用缩微胶卷转换数字资源，联合其他收藏单位，十次发布让“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的古籍及特藏数字资源超过15万余部(件),免登录在线阅览，极大满足了社会公众对古籍资源的利用需求。 

　　此外，展览也是让观众亲近古籍的有效手段，国家典籍博物馆开放十年，展览从甲骨到近现代名家手稿，从《诗经》到《红楼梦》,让孩子们在这里研学体验，享受传统的开蒙，文创产品让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青年的时尚中有了古籍元素。沉浸式的体验、短剧也成为延展的手段。 

　　2021年大年初一，《典籍里的中国》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黄金时间首播，第一季节目播出后，全网话题阅读量及播放量超60亿次，在海内外掀起“典籍热”。 

　　2022年元旦前夕，“2022阅字如愿”网络互动小游戏正式发布。在互动过程中，用户感受到甲骨文的魅力。一小时后分享页的打开率便已高达63%。到1月10日，已有83万人次参与互动，超过2亿的点击让人欣喜。2022年新年伊始，国家图书馆携手阅文集团发起“甲骨文推广公益项目",以“网文"助力"甲骨文"在数字文明时代焕发生机，完成了一次经典传统文化活化和传播的典型案例。 

　　2022年我们从古籍中挖掘音乐文献，与煤矿文工团跨界推出“古籍里的古曲”,让古籍可听、古曲可观，实现古今的穿越、古籍古乐的融合，音乐会不仅在国内演出，还赴海外交流。 

　　2024年6月，国家图书馆《山海经》知识库上线，92部不同版本的《山海经》影像+全文提供专业学者学术查询研究，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神话故事让更多普通读者了解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孩子通过游戏了解古人、古书，汲取古人的智慧。包括文创在内的全方位推送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国家图书馆在智慧图书馆建设中希望用AI技术对生涩的古籍文字标点、翻译，方便更多的读者读懂，建立兴趣，以便广泛传播，充分利用。通过各种手段，已经开始让冷门不冷，绝学不绝。未来，古籍工作需要更多人加入，更多力量加持，也需要我们从业者更加全力以赴为之奋斗。 

　　记者：对于充满热情、有志于投身古籍保护的青年群体，您有什么勉励的话?  

　　陈红彦：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增寿古籍，延续文脉是功德无量的事业，值得我们去参与、去热爱。选择保护古籍作为一生的事业，成就自己无悔的人生。 

　　《图书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