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琰明 张珉（国防大学图书馆）

　　山河破碎、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为祖国培育十万余名军政干部，撑起了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在持续的动荡与艰苦之中，抗大始终坚守着一方不灭的精神阵地——抗大图书馆。它无高楼广厦、无万卷典藏，却在枪林弹雨中生生不息、代代传承，在战火中构建起一座不朽的精神家园。

　　艰苦中开辟的一方书苑

　　1936年6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成立，后迁至保安（今陕西志丹）。抗日红军大学设立有图书室，毛泽东曾亲自擘画图书阅读体系。在1936年10月22日给叶剑英、刘鼎的信件中，毛泽东亲自下达了专项图书采购的指令，要求“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并且强调军事书要“战役指挥与战略的”，明确要“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1937年1月，学校迁至延安，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校延续中央苏区办学经验，在各大队设立列宁室，全面抗战爆发后，正式更名为救亡室。各救亡室以俱乐部形式组织学员活动，室内零散放置书报以供阅读，并经常开展读书会。

　　战火中筑起的知识宝库

　　随着办学规模持续扩大，抗大办学条件逐步改善。1937年秋，学校在凤凰山开凿175孔窑洞搭建新校舍。抗大选取了其中2孔宽敞、独立的窑洞，用于开办图书馆。面对书刊极度匮乏的困境，抗大学员自发捐出私人藏书，组建流动图书馆。时任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在1938年6月发表的《抗大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对这一做法进行了专门肯定。他说，“他们却又发明了所谓‘流动图书馆’的办法，这就是把学生私人备有的书集合起来，经过合理的分配与调剂，使能找得到的参考书籍能够普及到一切需要研读的学员”。

　　战火中的图书来之不易，购书有时需要辗转数月，通过层层封锁，跋涉数千里，一旦途中遇袭，图书几乎会悉数损毁。即便如此，到1939年底，抗大图书馆馆藏已达2万余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除负责图书借阅管理外，还承担资料收集和编辑工作，特别是制作专题资料集。他们将报纸和内部材料中的专题资料剪切下来，按国际问题、时事问题、文化知识等分类整理成册，供大家学习参考，受到广泛欢迎。最受欢迎的军事学及社会科学类读物，经常“传来传去，总是看得又脏又烂”。

　　人背马驮的烽火书香

　　1939年6月，为适应敌后作战需要，中央决定将抗大迁往敌后办学。抗大总校东渡黄河，辗转晋察冀和晋东南，于1940年11月移驻河北邢台浆水镇。转移期间，图书馆工作人员从原有藏书中精心挑选出部分军事、政治及文化科学图书，每个教员都带了几十本书，人背马驮，在战斗部队掩护下随校东迁，这些书成为了学员们宝贵的精神食粮。

　　到达浆水镇后，图书馆设在当地群众的一个院子里，东、西两间大房分别用作阅览室和出纳室。工作人员选出20箱约1000册重要参考书籍放在阅览室供大家阅读，其余大部分图书则装入木箱，运往离镇50余里的大西沟村。这些图书被分为军事、政治、文化科学三大类，在距大西沟村10余里的高山上的崖洞中保存。读者需要借阅山洞中的图书时，先到图书馆查阅目录，在预借登记本上登记，再由工作人员上山取书。敌后作战期间，因山洞潮湿，图书易发霉，工作人员每年要选择晴朗天气上山晒书两次。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始终以战斗姿态开展图书馆工作。

　　受战局形势所迫，1942-1943年间，抗大总校数次调整驻地，图书馆的书也随之迁移辗转。1942年12月，张际春在《关于抗大总校拟调千人至延安致中央军委电》中提出，“总校校一级机构中之教职员工作人员及历史材料三百余箱图书以及一部分基金，仍保留来延安”。1943年1月，接到中央电报指示后，何长工率领总校离开浆水，最终于1943年3月落脚绥德办学，归陕甘宁边区管辖。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中，抗大始终坚持开展教学工作。图书作为珍贵的教学资源，一路随军流转，持续保障着教学与思想工作的开展。

　　点亮根据地求知之路

　　抗大办学九年多，先后创办十余所分校，广泛分布于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并在陕甘宁边区办学。各分校都因地制宜建设图书馆，集聚革命文献，传播进步思想，厚植勤学求真、笃学明理的浓厚学风，化作奔赴前线将士的思想之力。

　　1939年冬，一分校东迁途中，图书馆工作人员将图书打包驮在牲口背上行军。随着图书数量不断增加，牲口驮运能力渐显不足，学校遂发动师生每人分担几本。急行军过封锁线时曾多次轻装，但轻来轻去只减掉了个人用品，图书却一本未减。最终，约有一半的图书是由全校师生亲手带到山东的。为适应频繁的行军转移，使图书既方便借阅，又能快速收拢，时任训练部部长袁也烈与图书馆的同志共同研究设计了活动书柜。这种书柜平时展开为书架，行动时合起即成书箱，与驮架配套衔接后，在行进中即可取书放书，轻便灵活，被师生们称为“马背上的图书馆”。

　　抗大二分校位于晋察冀边区，图书馆的《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论持久战》等书籍存书量少，借阅频繁。虽经多次裱糊，字迹斑驳模糊，但学员们争相借阅，是馆内的重要藏书。二分校学员邓启明回忆，校部精简后图书馆撤销，“虽说敌后艰苦，我们除规定的学习文件外，没有书看，那是不亚于饿肚子的另一种苦衷”。抗大七分校位于陕甘宁边区，据二大队学员马国昌回忆，图书和纸张成了最宝贵的东西。“由于书和纸的困难，要是谁不小心浪费了一张纸，撕坏了一页书，还要在会上做检讨。”

　　抗大八分校位于淮南抗日根据地。图书室与俱乐部等其他部门共同开办在当地一幢空宅院内。作家艾煊曾在八分校担任国文教员，他回忆八分校图书馆时写道：“我的业余时间，钻图书馆的时间居多。想丰富自己，把书教好，给学员多讲一些有启发性的知识。学校图书馆规模不大，书也不多，但总有一些益智的书。”他最有兴趣的是文学和哲学类书籍，因为“文学潜入人的情感世界，哲学启发人的智慧，引发人探索人生玄奥，探索解开无数社会矛盾的结”。

　　在极其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图书馆为分校的学员和教员们提供了开阔精神视野的可能。读者们通过自学与阅读，获得了超越常规教学的思想养分。这些来自不同分校的往事，从不同侧面印证了一个共同的事实：无论多么困苦，读书始终是抗大的读者们最珍惜的事情。

　　在书韵中传承抗大精神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抗大圆满完成战时办学使命。抗大图书馆在战火中艰难建设、接续发展。源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抗大图书馆的知识之光，照亮着战争年代有志之士的求知之路。抗大图书馆是我军院校图书馆事业意义深远的早期探索，传承下来的文献典籍更是见证军队文化建设与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珍贵史料。岁月流转，战火远去，抗大作为国防大学的重要前身，沿革发展至今，其精神历久弥新，为新时代强军事业提供着不竭动力。如今的国防大学图书馆仍珍藏着许多源自抗大时期的文献。这些在战火中薪火相传的文明火种，跨越时空延续着红色文脉，化作了联结当代读者与峥嵘岁月的精神锚点。

　　艰难的岁月中有着最坚定的守护。战争可以摧毁器物、阻断交通，却永远磨灭不了革命者对知识的渴求、对精神家园的坚守。抗大图书馆从未拥有优渥的硬件条件，却拥有最纯粹的求知信仰、最执着的精神追求。一代代抗大人，于窑洞读书，于战地求知。他们用行动印证：越是身处逆境，越需要丰盈精神、坚定初心。这份绝境中向学、困苦中守心、坚守精神家园的赤诚，是革命先辈留给后世最珍贵的财富，激励着我们始终心怀敬畏、深耕求知、坚守初心，在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中牢记使命，不断砥砺前行。

　　（刘琰明，管理学硕士，国防大学图书馆馆长、副研究馆员；张珉，管理学硕士，国防大学图书馆馆员）

文献来源：《图书馆报》